来源：江瀚视野观察
最近一段时间，关于打工人的话题可谓是层出不穷，鉴于大家都已经说腻了打工人的各种职场苦逼，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被困在交通里的打工人，当极端通勤人数超千万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看待打工人的日常生活？
一、极端通勤人数超千万？
12月4日，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发布了《2020年度全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增刊》（以下简称《报告》）。数据显示，有超过1000万（占13%）的通勤人口，正在承受 60分钟以上的极端通勤困扰。《报告》以全国36个重点城市为调研对象，其中包括直辖市（4个）、计划单列市（5个）、省会城市（27个），计算36个城市的单程平均通勤时耗、城市45分钟通勤可达人口比重以及单程超过60分钟通勤人口比重。
《报告》主要依照城市规模按超大城市、特大城市、I型大城市、II型大城市、I型小城市来进行划分。数据显示，全国主要城市通勤人口的单程平均时耗为36分钟。其中，超大城市平均通勤时耗41分钟，特大城市37分钟，Ⅰ、Ⅱ型大城市分别为34、33分钟。具体来看，在4个超大城市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平均通勤距离9.3千米，而北京通勤时耗47分钟、上海通勤时耗42分钟已远高于平均数值。值得关注的是，除了超大城市，许多特大城市通勤时长也远超通勤36分钟平均线，其中南京市、青岛市、天津市、成都市通勤时耗均在39分钟，而重庆市以时耗均长40分钟“拔得头筹”。
数据显示，36个中国主要城市中，有超过1000万（占13%）的通勤人口，正在承受 60分钟以上的极端通勤困扰。具体来看，超大城市、特大城市、I型大城市、II型大城市极端通勤人口分别占比18%、13%、9%、8%。其中，在超大城市中，北京城市通勤人口超过1小时的占据数据榜之首，占比26%，上海以占比19%的数据比率“紧随其后”。
看到这些数据，大家不妨自己想想自己每天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曾经网上有个经典的例子，燕郊距离北京只有30公里，与通州隔着一条潮白河。由于离北京很近，房屋出租很便宜，燕郊近些年便成了北京人口外溢据点。数据显示燕郊在2007年的时候只有10万人，而到了2015年人口数高达75万，几十万的北漂占据了一半多，大多数人都必须忍耐了每天好几个小时的通勤时间，往返在燕郊和北京之间。
同样的例子其实在笔者身边也都存在，笔者有个朋友在苏州火车站附近买了房，而他每天就是把高铁当地铁坐，穿梭在苏州和上海之间，而这一切的原因就是上海较高的房价。
二、打工人为什么被困在交通里？
说实在，打工人被困在交通里实际上是全世界的一个共同现象，而在这方面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这种现象也在中国开始显现开来，因此，我们要进行比较客观的分析：
首先，快速城市化带来了人口的快速集聚。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140005万人，比上年末增加467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84843万人，占总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0.60%，比上年末提高1.02个百分点，要知道这个数据在2000年的时候仅为36.22%，也正是如此，快速的人口城市化，让大量的人从农村进入城市，从小城市进入大城市，如今的中国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都是人口达到了几千万的超级特大城市。由于大量的人口集中，人地矛盾就显得非常明显，毕竟每个人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的住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城市市中心的土地那么少，人口又那么多，这种矛盾要解决就只有城市不断扩张，仅以上海为例，上海的城市核心区面积一般认为是660平方公里，而上海的总面积则达到了六千多平方公里，因此很多的城市新居民也就是所谓的新上海人都只能把自己的家安在城市郊区，也就是常说的外环外的地方，一方面是的确只有这里还有土地可以开发，另一方面是只有这里的房子价格还能接受了，所以极端通勤现象出现也就变得顺理成章。
其次，日益增长的交通拥堵加剧了极端通勤。如果说人口集聚带来了整个城市人数的增加所以导致了不得不住到城市郊区的话，那么恶劣的交通环境则加剧了这个过程，根据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北京的汽车保有量达到了593.4万辆。目前北京的常住人口为2153.6万人，算下来超过四分之一的人都拥有了汽车，过大的汽车保有量给整个城市的交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毕竟北京城市是不断发展起来的，其交通规划在早期完全不可能想象到北京会有这么多的汽车，其实其他各大城市也或多或少存在这样的问题，汽车的高速增长让很多城市变得日益拥堵，而城市公共交通体系的建设却相对滞后，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极端通勤也就变得越来越严重，而且这种严重趋势还是相互叠加的，越是年轻人越生活在城市远郊，而越是城市远郊的公共交通情况就越差，对于汽车的依赖就越高，最后反而加剧了城市的拥堵，让极端通勤问题进一步变成恶性循环。
第三，被困在交通里的人到底该怎么办？其实，对于当前的极端通勤问题需要的是多方解决，从最宏观的角度出发，每个城市的管理者都应该专门加强城市的规划，进一步强化城市的公共交通服务，降低城市拥堵。从房地产的角度出发，城市需要从民生的视角进一步降低工薪阶层的住房成本压力，虽然从目前来看大规模降房价是不现实的，但是通过提升公共保障性住房水平，从而降低居住压力，提供廉租房等进一步让居住不再那么困难，这也成为了一种解决极端通勤的策略。而从企业的角度出发，为了更好地推动企业降低员工成本，提升员工的工作效率，最好的解决思路就是将企业总部搬到一些较为交通方便、远离城市拥堵中心的地方，比如说北京的西二旗、上地、望京等地，从而压缩通勤时间。
极端通勤正在成为影响大多数人生活的关键问题，打工人被困在交通里的问题真的需要我们好好关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