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公布的央行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报告以专栏的形式对央行货币政策工具进行了总结和回顾，其中一篇专栏谈到存款准备金制度的演变过程。专栏总结认为，“存款准备金制度调整符合我国金融发展的特点和需要，不同阶段的选择可以更好服务于政策支持重点。多层次的存款准备金率档次在当时有效向金融市场注入了流动性，加大了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简明的存款准备金率档次有利于体现准备金变化与货币总量变化之间的关系，助力实现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按照央行近年的政策操作思路，专栏内容往往有向市场“吹风”和沟通的意图。在货币政策的专栏中提到的相关专题，往往意味着相应的改革措施会随之到来。此前，央行曾在各季度的货币政策报告中谈到过利率政策工具、国债买卖、货币口径等专题，随后就有了相关的货币政策体系改革的落地。此次央行在专栏文章中表示，存款准备金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始终围绕服务于宏观调控的核心使命。按照这样的思路，未来存款准备金制度可能会有所改变。
当然，新的存款准备金制度的改革，是在当前国内货币金融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被提上议事日程的。此前，央行曾经提到，当前国内的货币和信贷供需，已经从“供给约束”转向“需求约束”，信贷规模和货币增速正面临越来越明显的边界。那么，总量型货币政策，特别是降准工具运用的空间不断收缩，而且其作用也不断减弱。央行行长潘功胜2024年6月在陆家嘴论坛上表示，“未来还可以继续优化货币政策中间变量，逐步淡化对数量目标的关注。需要把金融总量更多作为观测性、参考性、预期性的指标，更加注重发挥利率调控的作用”。
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2024年以来，央行加快了货币政策框架调整的节奏和力度，包括利率工具的调整、结构性再贷款工具的调整，并通过降准、降息等总量、价格工具的使用，推动了2024年货币总量的扩张以及融资成本的下调。央行在新的一年提出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基调，可能意味着降准等总量政策还会进一步使用。不过，如央行所强调的，目前政策空间其实已经有限，存款准备金率已降至6%的历史相对低位，而逆回购利率也降到1.5%的水平，LPR（一年期）降到了3.1%的低位，银行息差进一步收窄。未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施恐怕需要更多工具的实施。这恐怕是不久后存款准备金制度改革，进一步释放流动性的背景和原因。
银行存款准备金制度设立的初衷，其实是帮助银行应对“挤兑”等危机的防风险制度。之后随着金融业的发展，其也成为央行流动性管理的工具，而成为货币政策的工具之一，通过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实现流动性的释放和收缩，进而影响通胀和经济。实际上，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已经从2011年6月的20%左右，一路降至目前的6%，虽然释放了大量流动性，不过对经济的支持和提振越来越有限。在货币扩张速度减慢的情况下，存款准备金率下调，越来越成为一个单纯释放长期流动性的作用。
其实，2011年之后存款准备金率下调，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中国基础货币投放的方式，由结售汇带来的外汇占款增加，转变为通过降准来释放此前的存量。随着国际贸易逐渐稳定，外汇占款规模稳定，使得结汇带来的国内货币增量有限，央行不得不寻求其他方式予以弥补。这同样导致了存款准备金率不断下调。随着存量货币规模不断增长，未来面临的问题是，央行应如何扩充基础货币？存款准备金率是否还有进一步下调的可能性？存款准备金率下调是否会导致银行业风险的增加？
从外部的实践来看，欧美主要央行，一度同样将存款准备金率作为货币政策调整的工具予以使用。不过，随着金融业的发展，和政策工具日益丰富，其作为政策工具的作用越来越弱。在疫情期间，欧洲央行、美联储，为应对危机，都先后将银行存款准备金率降至0。同时，美联储还创设了新的再贴现窗口，为银行提供流动性支持。因此，一些观点认为，存款准备金率不仅作为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日益减弱，其作为防风险工具的意义也已经大不如前，甚至都没有存在的必要。特别是，在巴塞尔协议的资本充足条件约束下，银行的扩张已经实际上具备了相应的缓冲，而金融市场的成熟和发展，越来越多的证券资产可以被进行抵质押，换取央行相应的流动性支持，这种情况下，银行再向央行缴纳准备金就没有太多必要性。美国近两年出现的中小银行危机中，美联储也没有再次提高存款准备金，反而通过其他工具，向市场投放流动性，化解银行可能的挤兑风波。这表明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必要性已经大大降低了。
这意味着，未来存款准备金率继续调降的“红线”很可能是零。这样一方面可以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作为政策调节工具的作用，另一方面，相对于彻底放弃这一制度，“备而不用”具有一定的弹性，可以在必要时再激活。当然，这种改变可能不是一步到位，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央行需要考虑存款准备金逐渐下调后，如何实现对商业银行风险的约束和限制，避免银行风险的无限扩张。这可能需要对银行资产结构提出一些要求，保证抵押品的质量。不过，这样一来，作为总量调控选项的降准空间将大大增加。央行在专栏中强调了，“未来，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根据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和金融市场发展情况，进一步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发挥好存款准备金工具的政策调控功能。”这样的态度可能预示着，其作为货币政策工具而存在的意义，已经大于作为风险管理工具的作用了。至少在几年之内，央行仍可以继续依靠降准向市场投放基础货币，推动货币和信贷的扩张。在这个过程中，随着国债发行日益增加，国债买卖可能会在央行流动性调节和基础货币投放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存款准备金制度，除了存款准备金率的要求之外，还涉及另外一个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的问题。这里利率的设定作为政策利率，其实对于利率价格工具也具有一定的意义。央行此前谈到，我国的利率走廊已初步成形，上廊是常备借贷便利（SLF）利率，下廊是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但央行在去年也谈到，中国利率走廊总体上宽度是比较大的，未来会收窄，以提升利率政策的精度和效率。不过，问题在于，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疫情时期调降到0.35%后一直没有改变，很多市场机构都认为这个利率过低，实际上没有起到“托底”的作用。但是，之所以将超额准备金利率调低，还需要考虑降低商业存放央行作为超额储备的收益和动机，推动商业银行向实体经济进行信贷投放。如果抬高这一利率，可能会加剧资金在金融体系空转的后果。这种矛盾之下，实际上，去年7月，央行已经推出临时正、逆回购操作，将货币市场利率“框”在更小区间，适度收窄利率走廊宽度。当然，如果未来放弃存款准备金制度，或者将存款准备金率调降到零，那么，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存在的意义也就不大。只是央行需要重新考虑设定新的利率走廊的下限。因此，在央行“另起炉灶”压缩利率走廊的情况下，预计超额准备金利率也就没有进一步调整的必要，会随着存款准备金制度逐渐走向消亡而消失。（来源：安邦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