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玉宇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教授、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稳定房地产市场、化解债务压力，通过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扩张国内需求。这些政策初见成效，经济短期的困难得到纾解，虽然房地产市场仍处在调整的尾声，整体经济已经企稳回升。
上个星期出台了《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为国内需求的扩张提供了强有力地刺激，也为未来中长期内拥有一个更可持续与更平衡的增长，开了个好头。
2024年在困难因素叠加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取得了可观的增长。但是从中长期看，我们必须实施结构性的改革举措，才能将短期政策与促进长期增长结合好。
2024年的消费增长贡献了整体经济增长的44%。这是在房地产投资下降10%和整体投资疲软的情形下取得的。另外这里的消费包含两部分：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中国要在未来10到20年拥有强有力的长期增长，必须着手结构性的改革，长期提升居民消费的比重，才会使得中国拥有更平衡更持续的活力。
消费结构的问题由来已久，所以需要综合性的结构改革举措。2000年，中国的总消费占GDP比重是65%，其中居民消费是47%。2010年，总消费占GDP只有50%，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只有35%。去年这两个比重分别是57%和42%，有了长足的改善。我们需要在未来十五年，将这一比重提升10-15个百分点。没有明确的改革模式目标，没有综合的经济改革方案，是很难实现的。为了消除过于依赖净出口的风险，为了切实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为了经济更平衡更具内生活力，这个结构改变必须完成。
坦白讲，要完成这种结构改革，并非易事。从最近的政策讨论中，各个方面都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最近的政策重点也转向了提升消费需求。我想强调的是，要借助这次解决短期周期问题的契机，构建起长期解决这一问题的宏观结构改革的目标和框架。
我认为结构改革主要聚焦在以下方面，这需要更多的研究和稳健地展开。
第一 展开更多的研究和政策讨论，搞清楚居民消费需求比重过低的结构性原因，确立中长期的结构调整目标，逐步推进制度性的结构调整。
第二 遵循市场规律，由市场力量引导产业结构变化，消除市场结构变化的摩擦和制度化阻力。中国需要一个强有力充满创新的制造业。中国需要大力改善商业环境，更多的通过法制保护经济活动，将与新技术结合的生产型和消费型服务业的活力激发出来，使服务业成为与高科技制造业并驾齐驱的增长引擎。根据多项研究表明，中国的服务业与相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相比，占GDP的比重大约低10个百分点。
第三 改革财政和国有企业。中国的储蓄率过高的问题，不在居民部门，而是公共部门内部循环，公共储蓄过高，又带来低效率投资。
第四 更快地推进社会保障网的建设和水平提升。政府财政支出，要更高比例地转化为面向居民的转移支付。
第五 借助最近各个地区抢夺劳动力和人才的契机，促进城市化，促进城市新居民的安居乐业工程。
第六 各地区政府应该将创造更多和更高质量工作岗位作为重要的经济目标，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作为高质量增长的核心指标。（来源：北大光华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