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列国志》
马克 主编
东方出版社
2025年1月文｜马克
2015年秋天，当时还在国家能源局任职的杨雷从德国考察回来，惊叹于德国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的速度——德国电网上的可再生能源电量的比例已经超过40%，可再生能源单日上网电量的峰值比例突破70%。
听到这两个数字，我立即想起几年前采访弃风弃光现象，电网的专家介绍说中国可再生能源的上网比例是7%，因为风光等可再生能源的不稳定性，一旦这个比例超过10%，电网就会崩溃。
杨雷说，90年代德国电网也这么认为，当时的共识是可再生能源接入电网的比例超过5%，电网就有崩溃的危险。但技术和市场的力量改变了这个共识。
杨雷把德国的考察写成了一篇文章《令人惊叹的德国能源转型》，发表后广受好评。彼时国内关于能源转型的讨论正酣，当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业内称之为“9号文”）。再往前，2014年6月，习近平主席提出推动能源的“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
我问杨雷，能不能把各国能源转型的情况都写写，给国内的讨论提供一个全方位的立体参照，于是就有了“能源列国志”专栏。杨雷不仅自己撰稿，还积极帮忙组稿，得益于他强大的朋友圈，专栏得以顺利开张并迅速赢得业内口碑。
2016年下半年卜洋（Kitty Bu）女士的加入，让专栏增加了金融视角和微观的技术视角。卜洋是落基山研究所（Rocky Mountain Institute，RMI）中国项目创始成员之一，她不辞辛苦地穿针引线，把RMI强大的专家资源转化为老少咸宜的科普文章，把充满晦涩术语的英文译成明白晓畅的中文，也让RMI成为本专栏撰文最多的机构。
王能全、翟永平、陈卫东等业内顶级专家也是本专栏的常客，感谢他们的辛苦付出！阅读书稿时，当初编辑一篇篇稿件的场景又浮现在眼前，并且欣慰地发现，那些当年读来击节赞叹的文章，今天再读依然如此。
“能源列国志”持续了八年多，发表了近70篇文章，文迹遍及欧美亚非拉的20余个国家，和欧佩克、国际能源署等若干国际组织。这些文章大部分发表于2015年秋至2020年夏，2020年9月中国政府宣布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国家目标后，我们的相关文章大都转到了新专栏“碳中和新世界”，因此本书也从这个专栏中挑选了若干篇文章。感谢东方出版社吴晓月编辑的精心编排，让这些时间跨度如此之大的文章，得以分门别类又逻辑一致地呈现在一本书里。
“能源列国志”的作者来自政府、高校、国际组织、NGO、企业、媒体，年龄跨度从“50后”到“90后”，但个个都是专家，每篇文章都让作为编辑的我受益匪浅。总结起来，这些文章大致聚焦在五个方向：1.能源结构从化石能源向清洁能源转型；2.能源产业结构从政府管制型向市场导向型转型；3.科技对能源转型的推动；4.金融对能源转型的推动；5.低碳经济和低碳社会的新形态。
这些文章不断让人感叹、引人思考的就是市场的力量和技术的力量。尊重常识是人类理性的重要支撑，但尊重常识不等于墨守传统。上世纪80年代以来，能源行业的传统不断被颠覆，认知不断被刷新，社会也因此不断进步，这背后都是市场和技术的力量。
能源列国志的三个启示
上世纪80年代前，能源行业在世界各国都被认为是具有公用事业性质的特殊行业，需要政府直接经营或特许经营。这种认识来自特定历史时期，有其阶段性的合理性，但越来越跟不上社会发展节奏，效率低、价格高、服务差，且伴随着严重短缺，是世界各国能源行业的通病。
这个通病在各国政府相信市场的力量之后迅速治愈。本书有多篇文章回顾这一历程，《“个体户”反转美国天然气》是其中的代表。从上世纪50年代起，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净进口国，能源独立是自尼克松以来历任美国总统的梦想，在特朗普任期，梦想终于成真，2019年美国成为能源净出口国。但这不是特朗普的功劳，而是千百家“个体户”的功劳——美国中小企业发动了页岩气革命，让这种被油气巨头认为是无法开采的天然气得以大量产出，从而让美国一举超越俄罗斯成为世界第一天然气生产国，也让特朗普坐享其成。特朗普上任第一天就退出了《巴黎协定》，但他任期内美国碳排放却大幅下降，这是因为页岩气革命让天然气取代了大部分煤炭。
《丹麦热电联产对零弃风的贡献》一文让我们看到，所谓的行规完全可以打破，当市场力量起作用时，打破行规的恰恰就是曾经的行规捍卫者。丹麦气候寒冷，供热是基本民生，丹麦政府规定，电网必须优先收购热电联产机组所发的电。但当风电大发展、风电越来越便宜后，高价热电就成为电网的沉重负担，而这负担又转化为高电价由最终用户承担。丹麦政府把这一难题交给了市场，热电厂居然自己找到了药方——利用峰谷电价差，用电高峰期卖电，弥补风电出力不足，用电低谷期将电转化为热储存起来。
《加州全面转型可再生能源的经验》《纽约州的分布式能源改革》让我们看到，美国电力公司是如何从怀疑、敌视分布式能源和需求侧响应到拥抱这两个新事物的。2014年，几经犹豫后，纽约市布鲁克林和皇后区原计划投资12亿美元的变电站项目被投资2亿多美元的需求侧响应项目替代。两年后，电力公司发现，满足用户的电力需求不一定要靠增加发输配送电力资产来实现，在灵活的电价机制下，用户侧响应同样可以达到目的，并且成本只有不到五分之一。在美国的许多州，曾经习惯于大型、集中式发电厂的电力公司老总已经认识到风光电、能效、微电网、需求侧响应和储能电池的价值，集中式电厂供电的比例在持续降低。
市场和技术通常是一对双胞胎，有了市场机制，技术就会蓬勃发展。页岩气革命的关键是水平井和水力压裂技术，这一技术既非国家实验室开发，也非行业巨头开发，而是由一群中小企业不断实践和完善，如果这些中小企业处于一个严格管制市场准入的环境中，那这一切都无从谈起。解决热电收购难题的关键是热电转换技术，而这一技术得以开发，前提是热电厂被允许进入早已存在的竞争性电力市场，这个市场已有足够诱人的峰谷电价差。加州和纽约州能源转型，离不开分布式能源、微电网和需求侧响应技术，而区块链技术又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金融的力量也必须提及，在落基山研究所专家们撰写的一系列案例中，金融的力量展现得淋漓尽致。金融工具和商业模式也是一对双胞胎，没有商业模式配合，金融工具就是无本之木或旁氏骗局。五花八门的金融工具，本质上都是期权贴现——页岩气实业家和资本家合作发起钻井基金，前期都是投入，回报是未来可能打出来的页岩油气，以及IPO（首次公开募股）后的资本收益。通过钻井基金，资本家给实业家提供了融资，也锁定了自己的回报，或者风险。对回报和风险的评估结果，决定了实业家和资本家的分成比例。屋顶光伏开发商免费为居民安装光伏发电装置，前提是分享未来的发电收益；能效服务商无偿为犹豫不决的工业用户上能效改造项目，前提是分享未来的节能收益，而金融工具又能帮助分布式光伏开发商和能效服务商把未来收益贴现。
当然，所有这一切成立的前提，是有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利益各方都能有基本信任的信用环境、违约即担责的法治环境、发达的资本市场、开放的市场准入、灵活的价格机制、鼓励创新的社会氛围。
中国能源转型的惊人成就与巨大困难
“能源列国志”专栏发起两个月后，2015年12月，具有历史意义的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在第21届联合国气候大会上达成，中国起到了核心作用。当读者看到这本书时，距专栏发起已经九年，和九年前相比，中国能源行业最大的不同，就是新能源超出预期的快速发展，以及中国企业在整个新能源产业链（风光电发电设备、动力电池、新能源汽车等）上成为绝对领先的领跑者。
2023年末，中国的发电装机量，可再生能源历史性的超过了煤电，其中风电光电合计10.5亿千瓦，这个数字在2020年底只有5.3亿千瓦。2023年，中国新增的风光电装机量超过世界其他各国装机量的总和，中国电动汽车销量占全球电动汽车总销量的65%，中国电动汽车保有量占全球电动汽车保有量的一半以上。
截至2024年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约31亿千瓦，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约7.4亿千瓦，风电装机容量约4.7亿千瓦。风电、太阳能装机合计达到12.1亿千瓦，提前约六年半实现中国政府到2030年风电、太阳能总发电装机达到12亿千瓦的承诺。
2016年世界清洁能源部长会议期间，时任中国科技部部长万钢发起新能源汽车30%@30国倡议，希望到2030年，新能源汽车达到当年新增汽车销售的30%。他应该想不到，仅仅七年后中国电动汽车销量就达945.5万辆，占当年中国汽车总销量3009.4万辆的31.6%。当年中国新能源汽车总保有量达到2041万辆，其中电动车占比76%。
中国新能源产业飞速发展，不仅为自己转换经济增长模式奠定了基础，也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了巨大贡献，物美价廉的中国新能源设备，让许多发展中国家得以跨越化石能源阶段，直接迈入新能源时代。与此同时，中国的能源转型和经济转型，任务依然艰巨。中国作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领导者，责任也更加重大。
根据国际能源署（IEA）《2023年全球碳排放报告》，2023年全球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总排放量的九成左右）增加了4.1亿吨，增幅1.1%，达到374亿吨的新高。其中，中国排放126.65亿吨，比2022年增加5.65亿吨，增幅4.7%，全球排放占比约34%，人均排放量比发达经济体高出15%。
报告说，2023年中国贡献了全球光伏和风能新增发电量的60%左右。中国光伏和风能在总发电量中的份额达到15%，接近发达经济体17%的水平。中国电动汽车在汽车总销量中的份额是发达经济体的2倍多。然而，清洁能源的增长不足以跟上激增的能源需求，2023年中国能源需求增长了6.1%，比GDP（国内生产总值）增幅高0.9个百分点。疫情以来，中国GDP增长一直由能源密集型行业拉动，2015年至2019年，服务业占GDP增量的三分之二，2019年到2023年，这一比例降至一半左右。
解决问题的关键是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脱钩”。欧盟主要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在2007年、日本在2013年实现“碳达峰”，其能源消费大致也同步达峰，经济增长不再依赖能源增长。例如从1986年到2015年，丹麦的能源消费相对稳定，但GDP却翻了一番。从2007年到2015年，美国的用电量保持稳定，但GDP增长了15%以上。中国的能源消费增长率长期高于GDP增长率，直到近年才有所下降。从2015年到2023年，中国全社会用电量从5.55万亿千瓦时增长到9.22万亿千瓦时，增长166%；同期GDP从68.9万亿元增长到126.1万亿元，增长183%，GDP增长是用电量增长的1.1倍。但是，2023年，用电量增幅又反弹到了GDP增幅的1.29倍。
无论降低排放还是提高能效，中国最大的困难都是产业结构，世界工厂的定位决定了工业的经济占比，而工业又是最主要的能耗和排放主体。鉴于美国制造业只占GDP的10%左右，中美经济不具备可比性，但中日德三国可资比较。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数据，2019年中日德三大工业强国的工业GDP占比分别为39%、25.8%、30%，三国的制造业GDP占比分别为27%、20%、20%。根据IEA数据，三国与能源相关的单位GDP碳排放量（吨/万美元）分别为7.98、0.50、0.62，中国是日本的16倍、德国的13倍。
这里面当然有工业结构的原因，中国的碳排放占比，发电40%、钢铁15%、水泥13%，仅这三个行业就占了全部碳排放量的三分之二。而中国的煤电装机量占全球煤电装机量的一半左右，水泥产能占全球产能的一半以上，钢铁产能占全球钢铁产能的接近六成。但正因为集中，节能减排的效果也会显著。正如本书所展示的，市场机制、技术进步、金融工具相结合，就会迸发出远超预期的、难以想象的力量。事在人为，奇迹是人创造出来的，关键是人有没有创造奇迹的机会。
世界正在从高碳经济时代转型为低碳经济时代，转型节奏会有变化，过程中会出现反复，但大势所趋是毋庸置疑的。此时此刻，中国应当坚定地把低碳经济立国作为国策。欧洲崛起称霸于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美国崛起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称霸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如今新工业革命已拉开序幕，而这次工业革命的主题词就是低碳经济。
这是至关重要的转折期。一个国家和一个公司、一个人一样，决定命运的就是几个关键节点，抓住了，就大国崛起，错过了，就一蹶不振。过去40多年，中国很好地抓住了全球工业经济结构调整的时机，一跃而成第二经济大国。但是，基于化石能源的工业经济，其红利已所剩无多，中国急需新的、原生的、更可持续的增长动力，低碳经济无疑就是这样的增长动力，而能源转型则是新动力的源头。
作者为《财经》执行主编，本文为《能源列国志》前言；编辑：许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