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已经启动了新一波的“出海”浪潮。对此，很多人认为，这是“百年未有之变局”的主动应对，是“走出去”的国际化行动。
中国学术界也认为，在中国产业升级转型、成本比较优势转移的背景下，产业链供应链布局调整符合经济规律，短期内不必过度担忧产业外迁风险，影响整体可控。其实，应该看到真正的风险在于人民币的汇率平衡问题。
这里用日本企业的“出海”做一个类比，来说明应该如何打造“GNP经济”，实现人民币宏观汇率平衡的。
从上世纪50年代确立的“贸易立国”战略转向《广场协议》后的“海外投资立国”战略，日本至今沉淀出的巨量海外资产无疑是国家战略转移的直接结晶。统计数据显示，2021财年日本在海外的投资收益增长14.7%，达到21.59万亿日元，而在超过30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总额中，日本持有1.3万亿美元，为美国第一大债主。另外，2021年日本的GDP总量达到542万亿日元，411.2万亿日元的海外净资产规模相当于GDP的76%，因此有人形象地形容：除了本土日本外，日本人还在海外创造了“又一个日本”！
首先，巨量海外资产可以强势支撑与维系日本国家的主权信用。与国内资产相比，一国拥有更多的海外资产更容易受到市场的肯定，尤其是在美元作为全球最主要通用货币的国际环境中，日本持有美国国债长期位居前列，无疑展现出了其极其厚实的国家金融家底，故日本虽然是全球政府负债率最高的国家，但从来没有人认为日本会出现违约风险。因为一方面日本手中掌握着随时可以变现的美债资源，另一方面日本国债几乎完全是其国内投资者所持有，全然不存在国际投机资本作祟的可能。同时，充足的海外资产也可以不断地向国内输送丰沛的债券购买力，正是如此，哪怕是日本政府发出的公债再多，也没有影响主权信用的3A国际评级结果。
其次，足量海外资产可以有效支持与推动日本参与全球经济分工。日本国内资源尤其是人口资源优势极其微弱，内需长期疲软，只有通过不断的海外投资进而获取外部赋能。从日本的直接投资尤其是跨国并购看，拓展外部市场是其主要目的，但通过获得新技术从而获得新增长的商业动作同样明显，其中2021年日本企业对通讯、半导体以及软硬件设备等海外企业的并购增加了30%；与此同时，日本企业也希望通过并购降低成本并最大程度地实现对产业链的控制，其中，过去一年日本不仅成为了泰国的最大投资来源国，也上升为越南的第三大资本输出国，资本覆盖范围除了加工制造业之外，还有电力以及批发零售等。
第三，通过调节日元资产的需求，天量海外资产可以显著缓释日元的升值压力，同时控制日元贬值也相对容易，这就让日元更加具有弹性，并增强了日本的国际贸易竞争优势。如果推动资本朝着日本国内资产集结，势必进一步推升日元；相反，大量资本在海外布局与囤积，在有效减轻日本升值压力。同时，日本企业的直接投资与企业跨国并购还能形成海外生产制造基地，不仅可以成功规避汇率变动的风险，如日元升值所必然导致的出口风险，还有助于消解因日元贬值令贸易盈余过度放大而招来的贸易报复之压。
综合日本的经验来看，最大的特点就在于构建一个健康的经济循环模式。
这种健康的经济循环模式应该包括，首先，政府要鼓励并且协助企业“出海”，维持“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和全球市场；其次，“出海”企业的部分利润回流，在“根留国内”的基础上购买国债；第三，通过资金回流支撑人民币汇率稳定；第四，透过购买国债支持政府财政扩大社会福利供给；第五，由于投资固定收益的资产，可以增加企业投资收益；第六，扩大海外投资和生产，继续强化“中国制造”的实力，打造出来一个“海外的中国”。基本上而言，这是一个因中国企业“出海”而可能形成的、内外部融合的、新的经济循环模式，它与过去传统的“GDP经济”为主的经济模式有着很大不同，实际走上了未来型的“GNP经济”的发展道路。
在这方面政府的主导和推动作用非常重要。同样以日本的经验来看，日本政府长期坚持了低利率政策甚至是负利率，这无疑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而过去长期以来实行的QE，等于直接为企业输送流动性，这就更为日本投资者在海外市场展开投资腾挪，提供了充足的底气，也为日本企业“根留日本”创建了资本纽带关系。
实际除了货币政策之外，日本政府还采取了许多鼓励与支持进行海外投资的财政政策，除了降低法人税、投资减税等，日本政府还为企业赴海外考察投资环境发生的机票费、旅居费等提供补贴，为企业参与海外矿山探矿调查费用的75%、钻探费用50%提供政府补贴，并为企业海外投资建立了四种准备金制度，在纳税时可以扣除在国外已经缴纳的税额，同时企业境外收入还可以延迟纳税。此外，日本政府的财政部还与国内外金融机构展开合作，为海外投资企业提供担保与保险等金融工具的支持。凡此种种，在日本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日本制造从日本终于走向了世界，克服了“日本制造”在日本国内所面临的高成本以及老龄化造成的劳动力供给严重不足等巨大问题。
所以，中国企业的“出海”，就是如何创造和实现一种新的经济循环模式。既要能够通过支持企业“出海”，克服中国经济环境的客观困难，延续“中国制造”的生命力和竞争力，确保“中国制造”的存在和发展，不轻易放弃“中国制造”；同时又要能够通过企业出海，转头回来支持中国经济环境，使之保持持续的繁荣。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需要体制创新和改革。（来源：安邦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