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在10月12日的国新办记者会上表示，政府计划一次性大幅增加债务限额，用于置换地方政府存量隐性债务，加大对地方化解债务风险的支持力度，并称这是近年来支持化债力度最大的一项措施。财政部还明确指出，在新增专项债限额中，将安排一定规模专项用于地方存量债务化解。这是国内四年来首次打破“新增专项债不得用于置换存量债务”的限制，扩展专项债的用途，表明专项债用于化债将逐步成为常态化手段。虽然蓝佛安未透露具体的债务置换规模，但他表示这些措施将“大大减轻地方化债压力”，释放更多资源用于经济发展，增强企业信心，并稳固基层“三保”。

据统计，截至2023年底，地方政府的法定债务余额为40.74万亿元，属于“显性”债务。隐性债务则指在法定债务预算之外，由地方政府通过财政资金偿还或违法担保所形成的债务。至于本次债务置换规模有多大，新华社分析称，去年置换规模超2.2万亿元，这表明新措施规模“一定会在2.2万亿元之上”。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债务置换能够减轻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地方政府在偿还债务之后，需要进一步投入有效的公共项目以推动发展。而真正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是，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模式，使中国经济发展从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

近年来，安邦智库的研究人员注意到，中国经济正经历从依赖“投资拉动”向“消费拉动”的转型趋势议。

自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深度参与全球化进程，奠定了“世界工厂”的地位，需求上依赖投资，供需关系上以生产为主。随着经济持续增长，社会财富积累增加，城市中等收入阶层的规模扩大，个人资产也在不断增长。在此背景下，中国必然会逐步从投资拉动向消费拉动的方向转型。

实际上，早在2016年，安邦智库首席研究员陈功便预见这一发展趋势。他指出，中国正站在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转型的曙光已显现。虽然社会上仍存在一些麻木的声音，但陈功坚定认为，中国经济最关键的关注点是向消费拉动转型。

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看，消费早已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动力。2019年，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57.8%，且自2013年起连续六年成为首要增长引擎。2023年全年和2024年上半年消费分别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2.5%和60.5%，再次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

陈功认为，消费在中国经济增量中的贡献大幅上升，标志着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从结构上看，中国的经济增长长期依赖投资拉动，但未来将更多地依赖消费。如果政策制定者忽视消费导向，未能围绕消费来制定政策，可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当然，中国近年来消费贡献率的提升也受到经济增速和投资增速放缓的影响，这导致消费相对地位上升。根据陈功的估算，若剔除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真实的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应保持在60%以上。

如果消费贡献率能够稳定在60%以上，中国将稳健向消费型社会转型。进入消费社会对中国意义深远，系统性的变化将随之发生，其中之一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将更多依赖民众的消费支出，而非政府投资。随着收入水平提升，中国步入“收入提升—消费增长”的新阶段，生产端也需要适应这一转型，决策层提出的“有效供给”正是基于这种需求变化的回应。

从安邦智库的追踪显示，在2000年至2023年的24年间，最终消费有15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而在剩余的9年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消费。这些投资拉动的年份往往是中国遭遇内外部冲击，政府采取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的时期。一旦经济环境趋于正常，消费即刻回归增长主导地位。展望未来，消费将日益稳定地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这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政策制定者应认识并尊重这一规律，将中国向消费社会的转型特征有效融入经济政策之中。

此外，要认识和理解中国经济向消费社会转型的过程，必须澄清两种常见的误解，以避免政策争议和混淆。有一种错误观点将发展消费与制造业发展对立，认为消费拉动意味着放弃以制造业为核心的现代工业，甚至忽视科技产业的发展。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消费拉动与新型工业化并不矛盾，反而相辅相成。全球大多数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德国和英国，都兼具强大的消费市场和现代工业体系，表明消费拉动与现代工业发展可以同时推进。

另一种误解则将消费拉动与奢侈消费、过度消费的“消费主义”混为一谈。消费拉动并非提倡无节制的物质追求。消费拉动是承认合理的社会消费需求，并以此为动力促进相关产业发展，是经济进入成熟阶段后的自然发展趋势。（来源：安邦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