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3日，日本央行总部举行了新版日元纸币发行仪式，这是日本时隔20年再次发行新版纸币。在最大面值一万日元纸币上的人物肖像，由被誉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的涩泽荣一取代了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涩泽荣一生于1840年，卒于1931年，其人生经历了动荡的幕府时代和迈向西方化的明治、大正时代。涩泽荣一是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实业家的代表，他的经济思想强调“合本主义”，即强调聚合全社会各种人群的经济和智力资本，共同经营事业、谋求公共利益，从一开始就具有非常强烈的集体主义色彩。他反对以三菱财阀创始人岩崎弥太郎为代表的财阀经济，认为“企业是公器”，企业为了谋求全社会公共利益而运作，企业的利益属于所有利益相关人，而不仅仅是企业的所有者。他作为企业家，认为自己的主要作用是“居中协调和斡旋解决问题，满足各方诉求”。终其一生，涩泽荣一创办了包括日本第一家民办银行在内的接近500家企业，在日本商界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后来的“日本型资本主义”和日本企业终身雇佣、年功序列等充满民族文化特色的企业制度，很多都是受到了他的思想影响。
另一方面，岸田文雄出身于自民党内的政治派系“宏池会”，该派系由前首相池田勇人创设，其风格一向以善于倾听各方意见、重视经济发展而著称。在1960年代，正是池田勇人任首相时推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推动了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期。2021年10月，刚刚当选日本政府首相的岸田文雄在他的施政报告里提出了“新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在当时引起了日本国内外一片哗然。他的“新资本主义”政策，核心在于实现“增长与分配的良性循环”。
在岸田文雄提出了“新资本主义”主张之后，他在政府内部新设了“新资本主义实现本部”，由自己担任本部长。自从2021年10月至今，已经召开了29届“新资本主义实现会议”，即使在疫情时期，也几乎每个月都会召开，并且每次在会议上都会严格追问政策的实施推进情况。2022年6月，他把涩泽荣一的玄孙涩泽健拉进了经团联和“新资本主义实现会议”委员会，这其实已经昭示着他希望通过涩泽荣一的旗帜来进一步宣传新资本主义的想法。事实上，在进入委员会之后，涩泽健也不断发表演讲和文章，将涩泽荣一的思想理念和岸田的新资本主义架构融为一体。今年7月，岸田文雄把涩泽荣一定为万元面值肖像后，也趁热打铁不断在学界、商界召开关于涩泽荣一的思想检讨会，这可以视为岸田希望统一内部经济思想、增加公众接受度的实际行动。
岸田的“新资本主义”具体是怎样的经济政策呢？从2021年11月，他初次提出的《开拓未来的新资本主义及其启动紧急提案》来看，核心是“增长战略”和“分配战略”两大部分。其中，“增长战略”主要包括：（1）推进科技立国（加强科技和创新领域投资、推进数字化转型和绿色能源技术开发），设立10万亿日元的科技基金；（2）激发企业活力、支持初创企业创新，给予税收和补贴支持；（3）激活地方经济，启动数字田园都市国家构思；（4）以半导体和数字科技为核心，确保高科技产业的战略自主，保障经济安全。另一方面，其“分配战略”主要包括：（1）从中长期视角强化对民间部门的分配（具体包括：创造工资上涨的环境、消除男女工资水平差距、促进劳动力流动和人力资本投资、强化对非正式员工的分配、完善新的税收制度等）；（2）强化公共部门的分配功能（包括调整公共产品价格体系、制定育儿支持补贴、建立长期视角的财政制度等）。安邦智库的研究人员认为，岸田的“新资本主义”在本质上还是遵循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他的施政理念强调的是公平竞争和自由流动，并不是单方面强调对社会各阶层的公平分配。他的政策和之前小泉、安倍时代经济政策的主要区别是，强调把企业自由竞争后获得的利益相对地更多分配给中小企业和劳动参与者，而不是由资本控制者独享，在这一点上是与涩泽荣一的“合本主义”经济思想内核非常接近的。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看来，岸田的“新资本主义”改革暂时无法根除日本经济的内在深层次下的一些问题。安邦智库的研究人员认为，日本经济之所以在长达三十余年的时间中难以提振，主要有两大原因：其一，日本的财政预算过多地将经济资源分配在以医保为核心的社会保障体系上，几十年来尾大不掉，给财政造成了沉重的压力，即使安倍此前增加了消费税税率也无力扭转连年财政赤字的状况；其二，有过多的日元海外资产随时可能涌入国内，给日本央行货币政策正常化造成了极大压力。岸田无力解决这两个根本性的问题，加上他上任后遇到的新冠疫情，他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经济资源足以支持他的“分配战略”。因此，在2022年6月日本政府出台的《新资本主义总体设计及实施计划》里，其政策已经只着重强调“增长战略”的一面，即对人的投资及分配、对科技创新的投资、对初创企业的投资、对绿色转型和数字化转型的投资四个战略政策要点。以前浓墨重彩的“分配战略”，此时已经被弱化并囊括在“对人的投资及分配”要点之中，其主要内容包括：（1）提高劳动者工资水平；（2）提高劳动者技能水平，促进劳动力流动；（3）推动储蓄向投资转化，制定“资产所得倍增计划”；（4）为全社会各年龄段的稳定生活提供支援；（5）尊重多元化，劳动方式的选择更具弹性；（6）上市公司应披露人力资本等非财务信息。
从这个时期开始，“新资本主义”下的经济增长战略，重点抓手就已经变成了“对人的投资和分配”政策，这也是和涩泽荣一的“重视人力资本”的经济思想一脉相承的。后来涩泽健在2022年5月到7月的一系列演讲和采访中，对这一观点进行过较为详细的说明。他认为，“新资本主义”必须通过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来完成社会变革，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其核心要点，就是对日本中产阶层的强化。如果说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期是金字塔形社会结构下的大量生产出口（用涩泽健的话来说，这个时期是“Made in Japan”）；而平成时代逐渐异化为，为了应对美国经济打压和葫芦形社会结构背景下，逐渐演化而形成了大量资本出海投资和国内产业空洞化（即“Made by Japan”）的格局；那么在今天，日本经济就应该抓住全球产业链重新调整的机遇，构建“Made with Japan”的经济模式。要形成这种模式，首先必须强化社会中产阶层收入，并创造出“无论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都能充分发展”的商业环境，从而“让大多数人都能过上富裕的生活”。涩泽健强调，“新资本主义”时代追求的“经济倍增”，并不是昭和时代“GDP的倍增”，而是更加看重“劳动者收入的倍增”“劳动者生活质量的倍增”。
根据其他一些日本经济学者的分析，一般认为在“新资本主义”的视角下，劳动者的收入可以大体上划分为“劳动价值的收入”和“资产所得的收入”。所以，岸田主导下的经济政策也是在这两方面双管齐下的。一方面，由政府引导创造企业愿意提高劳动者工资收入的环境（一般通过减税、增加劳动力流动性等手段），另一方面则通过日本央行坚决地不断购买国债、向资本市场注入充分的资金流动性、加快出清僵尸企业和无法盈利的企业（在此期间，大量无法盈利的日本百年老店和公私企业倒闭或退市，同时也有大量新兴企业兴起）等手段，达成“资产所得倍增计划”。从目前的经济效果来看，在工资提升方面，劳动者的名义工资确实实现了上升（2023、2024年日本春季劳资谈判包含基本工资和奖金在内的薪资水平大幅上涨，相继创下三十余年来工资最高值；同时，在最低工资方面，也达到了1054日元时薪水平，实现了此前制定的“1000日元时薪最低工资”的政策目标，同样创下历史最高水平），但是扣除CPI后实际收入依然是下降的，可谓喜忧参半；不过，在资产所得收入提升方面，2023年日经225指数累计上涨28.24%，2024年至今再次上涨18.33%创出历史新高，还是卓有成效的，有效提升了包括劳动者在内的日本全社会各阶层的财富增长获得感。（来源：安邦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