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中央深改委审议通过《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从那时算起，西部大开发已经是第5年了。如果自1999年算起，西部大开发已经是第25年了。西部大开发被称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难度最大”的战略大开发，涉及到占据中国版图三分之二的西部大地。打开中国版图，西部地区涵盖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12个省区市，拥有全国72%的国土面积、27%的人口。这片辽阔的西部大地，曾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扩展了国家发展的战略回旋空间。

对于西部大开发，一般认为，因为种种原因，西部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在拉大，一条“胡焕庸线”揭示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现在就是要重点解决这个问题。对此，安邦智库创始人陈功先生认为西部大开发着眼于胡焕庸线，可能是一种保守的、眼睛向内的、在传统意识支配下的观点。实际上，从战略大棋局的角度来审视和理解西部大开发，辽阔的中国西部实际就是世界真正的中心区域。因此，在逆全球化下，西部大开发的真谛就是坚持西部大开放，着眼于西部的外循环经济做足文章，构建世界共同市场。

在“胡焕庸线”思维的指导下，自90年代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中国战略从梯度发展向均衡发展转变，通过项目投资等方式向西部地区转移大量政策资源。比如2000—2016年，西部大开发累计新开工重点工程300项，投资总额63515亿元，其中2016年，国家新开工西部大开发重点工程30项，投资总规模为7438亿元。调查发现，国家的各类投资对新疆的帮助很大。然而，现有的对西部地区的投资模式往往集中于大项目，集中于少数领域，其中油气、矿产资源和基础设施及房地产的投资占相当大的比例。这种投资模式虽然对西部地区的城市和基础建设、经济增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这种投资模式不管西部地区经济是否发展内生动力，短期内确实让各级政府的各项宏观指标，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区内GDP增速等格外靓丽，而且土建工程也能让失地农民暂时获得就业机会，促进短期收入水平提高，但长期来看，对于解决西部地区的民生、消费、就业和市场建设，尤其是社会发展的帮助并不大。实际上，虽然东西部相对差距在缩小，二者2000-2019年的年均增速分别为8.9%和10.3%，但绝对差距仍在快速拉大，由2000年的39034.96亿元扩大到2019年的330885.46亿元，扩大了747.66%。

与此同时，西部地区发展依靠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学习东部沿海地区的商品制造的经验，不仅难以成功，可能还造成一些意外的后果。随着2005年陈功先生提出的逆全球化判断从未可知到逐步变成现实，地缘政治因素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造成强烈干扰，使得制造业向东南亚、南亚等区域快速转移。西北地区被中国再次强调，成为承接东南沿海落后产业转移，实现产业梯度发展的重要区域。然而，这种政策理论基础只考虑产品的劳动力与土地两者成本，而没有考虑到交通运输等因素。根据相关数据，即便是中国已经建成了发达的铁路运输网，但是铁路运输成本还是比海运成本高出数十倍。因此，产业转移不经济就更加明显，吸引力明显不足。即使一部分产业向西部地区转移，但往往是低端的。另外，西部大开发如何避免与内地的竞争，也是一个大问题。西部大开发本来就是需要大量资源支持的事情。如果中央支持了，搞好了，那么在市场空间不变的情况下，西部地区将会掉过头与东南沿海地区进行竞争，产生明显的负面作用。

实际上，从“胡焕庸线”思维来理解与审视，辽阔的中国西部从国内看地处边缘地带。陈功先生则基于陆权论，从世界地缘政治的角度发现并提出世界第三条贸易轴心——新丝绸之路贸易轴心。自古至今、从西到东，新丝绸之路贸易轴心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横亘于世界岛的中央部位，联结着欧亚大陆的世界各国，形成了一条无中心的世界陆上贸易网络。而中国西部地处亚欧大陆心脏地带，是真正的世界中心区域。

在逆全球化愈演愈烈的背景下，中国西部大开发只有眼睛向外，实施大开放，向着中亚、中东乃至世界的方向，建立世界共同市场，让西部地区成为世界真正的中心区域，才具有实质的战略意义。一方面实现贸易互补。作为世界性消费品生产大国，中国可以向新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输出过剩的商品尤其是生活用品，用于交换新丝绸之路国家具有极大储量的石油、天然气以及铁、稀土、锂矿等能源；另一方面，建立金融合作。中国经济多年持续增长，积累强大的甚至过剩的资本，可以为以发展中国家居多的新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提供很好的投资市场与金融支持。

最终分析结论：西部大开发着眼于胡焕庸线，可能是一种保守的、眼睛向内的、在传统意识支配下的观点，不仅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西部地区贫困问题，还可能破坏生态环境以及与东南沿海地区竞争。从战略大棋局的角度来审视和理解，西部大开发的真谛就是坚持西部大开放，着眼于西部的外循环经济做足文章，让中国西部恢复世界真正的中心区域。（来源：安邦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