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动力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已经成为中国既定的发展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其中，科技创新又是重中之重。不过，要使得科技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还需要把科技创新有效地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这样才能避免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现象，使二者融合为一个有机关联的创新驱动体系。
从智库研究的角度看，实现科技创新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不只是科技领域这个小系统内的事，而是涉及到科技、政策、产业、企业、金融及投资等多个环节的更大的系统建设与系统运行。这一体系的内涵，要比就科技谈科技的“创新体系”概念更加广泛。
安邦智库的首席研究员陈功在内部讨论中，针对科技创新的现实转化问题，提出了一个 “科技创新转化生产力模型”。要指出的是，这个模型是关于科技创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公共政策模型，模型的关键是指出了科技转化的三条重要路径——产业回报、政策回报、资本回报。不同的路径代表了不同的政策思路以及转化模式，对于投资机构、企业和地方政府来说，都是值得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第一种是“产业回报”。这是一种传统的科技转化方式，主要发挥产业体系的作用，组织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应用科技创新，通过创造新的产品、提高生产效率、提升产品品质、扩大生产规模等方式，发挥科技创新的力量，获得产业上的回报。在现实的经济和产业发展中，寻求科技转化的产业回报是最基础、最普遍的一种模式。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以及科技产业发展的历史来看，绝大部分制造业的发展以及所谓产业升级，都是走的产业回报的路子。
第二种是“政策回报”。主要是靠政府集中资源，出台相关政策进行引导和推动，发挥科技创新的力量，来实现科技创新、科技投入的回报，这种回报可能体现在财务数据上，如科技创新投资的经济回报；也可能体现在其他非经济目标上，比如产业安全、卡脖子技术突破、国家安全等。在国内，过去已有的涉及政策回报的例子有很多，包括在政策推动下太阳能产业、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以及目前正在发展中的电动车及储能产业等。要指出的是，在部分国家层面的重大产业领域，政策上会以“举国体制”来支持其发展。
第三种是“资本回报”。即通过资本市场交易（如上市、企业出售或并购），依靠资本市场的溢价得到科技的回报。资本回报路径是国际上科技企业发展的主流模式，以美国市场最具有代表性，形成了“风险投资-创新企业成长-上市或并购-资本市场溢价退出”的典型模式。在过去二十多年的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市场不仅吸引了规模可观的美国风险资本进入，中国还大量借鉴了美国经验，基本上照搬了资本回报的美国模式。中国股市目前除了主板市场，还构建了创业板、科创板等对科技企业倾斜的市场。实事求是来看，这些市场架构和基本路径，就是美国模式在中国的具体应用。
在上述三种模式中，产业回报与资本回报是国际通行的模式，政策回报模式则在中国发展得更有特色，这是由中国特色决定的。在实际运行中，上述三种模式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在应用上往往是并行的。比如，中国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但三种科技创新回报模式在中国都有发展，各自呈现出不同的进展。在美国这样高度市场化的国家，资本回报与产业回报是绝对主流的模式，但也会采取类似《芯片法案》的政策来引导和刺激芯片产业在美国的发展，增强对半导体产业链的掌控并提升产业安全性。
目前，中国已将创新驱动作为国家发展的核心战略，可以肯定的是，未来即使在经济和财政不好的情况下，中国也会在科技创新转化为生产力方面投入更多资源，保持这种资源配置倾斜。如果在科技转化生产力的模式上选对了路径，不论对企业、投资机构还是地方政府都具有现实意义。
寻求产业回报是科技创新转化的基础模式，其他两种模式都必须建立在产业发展这个“主体”之上。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发展产业的基础资源和产业配套基础是较好的。今后需要改进的地方，可能在支持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制度安排和产业生态的构建上。
要指出的是，在政策回报这一路径，中国市场实际上有着不小的前途，这是由中国特色决定的。作为大政府国家，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往往都有较强的资源动员能力和号召力，能够集中政策资源、财政资源或金融资源，这些都有利于在科技创新的转化方面做一些事情。从过去中国的实际情况看，在科技产业领域的投资也是非常惊人的，经常都是以数千亿来计算。陈功强调，在政策回报上，依旧将是中国今后科技转化的一条重要道路。
安邦研究人员要指出的是，在科技创新转化的政策回报模式方面，如果政府与市场协同得好，形成“企业+政府+投融资机构+智库”的合作模式，有助于构建一种“政府及政策支持下的科技创新转化生态”。如果这种生态得以正常运行，将使得各方参与者都有可能获得可观的回报——企业得到了发展机会，还可能得到资本回报；政府通过政策支持和资源动员，可以推动科技产业和企业的发展，做强相关产业或产业链，获得税收回报；投融资机构在政府政策加持下，投资企业获得成功的概率更大，而且还可借助政策概念获得溢价；在上述合作生态的建设中，包括智库在内的各类研究机构不可或缺，它们可以在形成政策、获得政府支持、研究企业或产业模式、帮助地方招商引资、撮合服务等多个方面，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最终分析结论：中国确立了以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国家战略，未来中国将会在科技创新转化为生产力方面投入更多的资源。安邦提出，推动科技创新转化为生产力存在三条重要路径——产业回报、政策回报、资本回报，这三种路径在中国都有现实的价值，其中，政策回报模式具有中国特色，是企业、投资机构、政府和智库都需要关注并积极参与的重要模式。（来源：安邦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