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安邦咨询

作为实现“减碳”最为积极的地区，欧洲在推动能源和经济绿色转型十分积极，不仅率先建立和运行了碳交易市场，为“减碳”进行定价；近期也将开始推动“碳关税”政策实施。这些政策的实施，也使得欧盟国家在推行绿色市场规则、搭建绿色市场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与此同时，欧盟方面借俄乌冲突对俄罗斯实施能源制裁，其实对于实现能源的绿色转型也具有促进的作用。不过，作为传统能源资源短缺，对绿色转型需求更为迫切的欧洲国家，近年来却在能源转型过程中，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这方面，有俄乌冲突下的地缘风险，有逆全球化下的产业重构因素，当然，也和欧盟方面的政策有较大的关系。

从全球主要经济体来看，欧盟所采取的能源转型路径与中、美各不相同。可以说，欧洲方面在市场建设方面的确走在了前列，但在产业培育方面则面临巨大的困难。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曾提出，“过去20年间，主要经济体绿色转型的政策抓手和政策路径有明显差异。”要实现负的绿色溢价有两个不同的政策路径，一是增加化石能源使用成本，如通过碳交易市场形成碳排放的价格；另外就是降低绿色能源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成本。欧洲主要选择前者，中国选择后者，美国走的是中间道路。

作为比较，中国方面通过产业政策对新能源产业的培育可以说是十分成功的，今年以来，中国电动车、新能源电池、光伏设备等“新三样”销售大幅增长，今年上半年，中国“新三样”产品出口合计增长61.6%，拉动整体出口增长1.8个百分点。中国绿色产业的快速扩张，预示着中国在新能源产业中已经形成了巨大的优势。这当然离不开持续的产业政策支持和实施“双碳”目标的绿色发展政策的推动；同时，这与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链、供应链的集群优势密不可分；更得益于中国本身巨大的新能源市场需求。不过，这对于欧盟而言，有“为他人做嫁衣”的担忧，“欧洲简单地将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转变为对中国清洁能源设备的依赖。其对于中国产电动车和新能源设备进行反补贴调查，表明欧盟方面对于本身新能源产业发展前景的忧虑。

出于培养自身产业，以及和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需要，美国方面在实施绿色发展方面，也开始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对自身产业进行扶持。去年，美国《通胀削减法案》开始实施，其中有3600多亿美元支出计划用于遏制气候变化和促进清洁能源使用。该法案的目的之一，也是未来增加了美国本土新能源产业的投资，培养具有竞争力的美国本土的新能源企业，并帮助美国实现绿色转型。作为应对，今年3月，欧盟委员会公布《净零工业法案》，提出到2030年，战略净零技术的本土制造能力接近或达到欧盟年度部署需求的40%。欧盟方面在新能源产业供应端的一系列政策，旨在培育和提升欧盟各国内部新能源产业的竞争力。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全球的绿色转型中，政府政策的作用变得日益显著。绿色“减碳”本身其实就是各主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选择；另外，在能源产业“破”和“立”的过程中，各国产业发展必然需要政策上的支持；同时，逆全球化潮流下，地缘风险因素的加大也使各国绿色转型中加强了政策干预，以应对新的风险。欧盟方面能源转型，同样面临与其他主权经济体的政策竞争。欧盟虽然看到中美各自的优势，采取针对性的政策应对，不过其并没有意识到本身的实际情况导致的差异。

由于区域的独特地缘环境和经济的碎片化，使得欧盟方面和各成员国在政策竞争中处于劣势。一方面，其过于激进的转型政策，没有考虑到欧盟在能源资源方面的劣势和新能源产能本身的缺陷。此前，习惯于俄罗斯廉价天然气资源的欧洲，在淘汰煤电方面十分积极，对于属于清洁能源的核电也不主动，使得其新能源转型的路径选择过于狭窄。俄乌冲突后欧洲各国不计后果的能源制裁，使其传统能源供应失衡加剧，但由于本身新能源产能不足，不得不依靠中国等外部资源进行补充。

在俄乌冲突长期化，能源危机难以有效缓解的情况下，欧盟的绿色转型计划面临更为困难的局面。有分析称，欧洲正在陷入一个“能源不可能三角”的困局：供给安全——能源安全，环境友好——能源转型，价格低廉——能源经济，这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满足，需要在不同形势下排序和取舍。

近期，欧洲方面对其政策也开始进行反思。《经济学人》近期的文章提出，欧洲不应该复制拜登经济学。文章提到了欧洲能源转型中面临的困境，“欧洲失去了俄罗斯廉价的化石燃料，这使得其向清洁能源的过渡更像是国家安全问题。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担心，中国和美国得到国家补贴的电动汽车制造商会抢走德国汽车工业的市场份额。”文章对于欧洲实现能源转型提出了反思，其认为，与美国不同，欧盟已经设定了一套碳定价机制，碳交易市场运行也基本成功。因此，对欧洲而言，最好的经济政策势必要建立在其过去对市场友好的做法之上。欧盟应该培育一个共同的、有竞争的绿色单一市场。这意味着对国家援助规定进行限制，并应该让新行业的碳价格增速快于计划的指标，以及认真对待公民的气候红利。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欧洲新的政府支出应该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而不是进行国家补贴。当然，这种反思仍有理想化的成分，但从另一个角度也表明了欧盟能源转型政策面临困境。这些反思希望欧盟将能源转型的重心再回到市场建设之中，但全球新能源产业的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产业的短板使得欧盟难以实现发展和转型二者兼得的目标。

困局之下，欧洲不得不从此前的“气候安全”转向“能源安全”。近期，脱欧之后的英国已经延迟了其“减碳”计划；在此之前，丹麦早已宣布推迟“减碳”；奥地利、荷兰、法国等国家陆续宣布重启煤电或推迟退出，并将碳中和目标延迟。这使得欧洲曾经雄心勃勃的绿色转型计划正在沦为“幻影”。

最终分析结论：作为传统能源资源短缺，对绿色转型需求更为迫切的欧洲国家，近年来却在能源转型过程中，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这方面，有俄乌冲突下的地缘风险，有逆全球化下的产业重构因素，也和欧盟方面的政策有较大的关系。其过于激进而政治化的转型政策，没有考虑到欧盟在能源资源方面的劣势和新能源产能本身的缺陷。政策困局之下，欧洲方面能源转型不得不从“气候安全”转向“能源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