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涛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

目前，面临日益复杂的经济社会挑战，金融供给侧改革也逐渐进入深水区。其中，财富管理作为近年来金融业布局与转型的重要领域，也需要在新发展格局下进一步厘清其内在发展逻辑与亟待解决的核心矛盾。

客观来看，推动财富管理市场的健康、持续发展，不仅是支撑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蓝海”，也是改善家庭资产结构以助力共同富裕，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以保障内需的重要着力点。一方面，众多研究表明，当前我国家庭以住房为主的实物资产占比在70%-80%左右，而美国则只有30%左右，相比来看我国金融资产配置严重不足；在家庭金融资产中，我国的存款及固收类产品占比接近80%，直接或间接配置的权益类资产比重也远低于美国。此外，考虑到近年来我国财富基尼系数的上升，以及住房不含土地所有权影响财富价值等因素，推动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规模稳步提升，显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另一方面，从居民收入视角看，财产性收入占比仍远低于欧美各国的平均水平，况且在统计意义上还包括“自有住房折算净租金”，即如居民拥有住房且自住，仍根据市场折算价值扣除折旧后计为净租金。实际上，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更需真正提升能够带来现金流入的财产净收入，这也需要金融市场和财富管理提供有效保障。当然，导致现有状况的原因比较复杂，但基于未来视野，无论是就存量还是流量角度看，我国财富管理的发展空间仍然巨大。

当然，经历过多年“跑马圈地”和众多因素冲击，财富管理行业也进入了新的转型期，需重新审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认为，可以用五“信”来归纳。一是信心。从各类客户角度看，近年来经历了P2P网贷平台、私募基金、信托产品乃至银行理财产品、债权类产品的“鱼龙混杂”，严重影响了金融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利益，由此如何重建客户对财富管理的信心，成为新时期的重中之重。

二是信任。也就是如何使得客户真正接受财富管理的中长期价值投资理念，不再使得资金端的短期化、波动化成为常态。虽然近些年财富管理子行业都在强调强化业绩中长期考核和回归价值本源，但在经济下行趋势下，更难从根本上解决内在矛盾。如2022年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整体规模缩量明显，净值回撤成为主要影响因素；银行理财产品本金安全、收益稳定的市场形象已被颠覆，陷入到产品净值回撤与客户赎回的困境中。如何在重构信心的同时，真正增强客户对产品的信任，也是绕不开的挑战。

三是信誉。财富管理是金融消费者保护的重点领域，监管部门也在着力规范产品设计、营销宣传、销售行为等，保障消费者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然而在实践中仍然存在众多问题，如根据监管部门开出的“罚单”可见，银行理财存在投前调查和投后管理不到位，导致理财资金被挪用、理财资金违规变相用于置换土地出让金等情况，以及未按规定开展理财业务内部审计、单独使用区间数值展示业绩比较基准、理财托管业务违反资产独立性原则要求等乱象。应该说，全面提升财富管理机构的信誉已经刻不容缓。

四是信用。从供给侧看，信誉需要落到信用之上，这也是所有金融活动的“生命线”。财富管理机构往往强调打造全生命周期的财富管理模式，这就需要依托信用建设来创新客户价值认同感和满意度，重构客户信任。财富管理是依靠管理人的职业素养和专业能力，以及整个委托关系的结构设计，建立合理的责权利体系。这不能依靠道德约束，而是依赖于清晰的法律制度体系，更需要完善财富管理的“信用基础设施”。

五是信息。财富管理领域存在许多信息不对称，如机构与客户之间、客户需求与市场环境之间、信息与资产价格之间、交易对手方之间等。同样，信息的非标准、不透明、数据要素应用的不完善等，都制约着财富管理行业实现规模经济发展。应该说，数字化与新技术逐渐改变着信息环境，能够助力发掘客户需求、优化配置方案、强化客户沟通，也是各类机构布局的重点。但与全球大势相比，我国数字化财富管理创新仍任重道远。

综合来看，财富管理行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未来机遇与挑战都非常突出。一方面，对于银行、证券、基金、信托、独立财富管理机构等，都需要进一步推动财富管理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客户、产品、渠道、队伍、文化等方面培育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对于金融消费者或投资者来说，或许需要适度降低对金融投资的过高预期并回归平常心、加强财商教育以提升金融“有效需求”、充分理解风险并合理管理风险、理性委托中介机构以缓解信息不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