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奥平 知名经济学家、创投专家，增量研究院院长
北京时间7月28日（周四）凌晨，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公布最新利率决议，将基准利率再次上调75个基点至2.25-2.5%区间。缩表方面，美联储按原计划，每月减持475亿美元资产（300亿美元国债、175亿美元MBS）。
美联储在会议声明中提出，“近期消费支出和生产指标已出现疲软”，承认了经济活动正在放缓，符合当前市场对美国经济的衰退预期，也体现出二季度经济指标将弱于美联储此前相对乐观的预期。
根据《美国联邦储备法》，美国的货币政策目标为控制通货膨胀，促进充分就业。当前，美联储正处于左右为难的处境，一方面担心通胀风险继续上行，另一方面担心经济硬着陆风险。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声明发布后的采访表述中也相对偏向鸽派，其认为“加息75bp已是激进的选择”，以及“可能放缓加息步伐”。
虽然，美联储在高通胀下“暴力”加息，推动需求曲线快速左移。但是，目前美国居民部门仍具有较高的通胀预期。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报告称，6月份美国消费者对未来一年通胀水平的预期中值上升至6.8%（前值6.6%），再创2013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在居民的高通胀预期下，想要控制住通胀只有进行超预期的宏观政策调控，即大幅度的加息、缩表。
此外，当前美国所面临的“四十年未有之大通胀”，并非仅是过去两年为应对疫情危机，在需求侧使用超常规宏观财政货币政策所导致的（即“无底线”的货币大放水），而是需求侧与供给侧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具体数据来看，6月美国CPI（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3%，同比增长9.1%。其中，美国能源价格环比上涨7.5%，同比大幅攀升41.6%，创1980年4月以来最大值。食品价格环比增长1%，同比上涨10.4%，创1981年2月以来最大值。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尤其是粮食及能源价格的大幅波动，主要是因地缘政治冲突、地缘经济分裂所导致，也就是供给侧因素作用所导致。若仅通过需求侧调控，最终将“错杀”市场中更多的有效需求，从而造成经济活动放缓，最终步入衰退期。
需注意的是，当前欧洲等发达经济体同样面临通胀持续高位运行的困境。7月19日，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6月调和CPI同比上升8.6%，续创历史新高。7月21日，欧洲央行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宣布从7月27日起实施2011年以来的首次加息，将欧元区主要再融资利率、边际借贷利率和存款机制利率均上调50个基点，分别至0.5%、0.75%和0%，欧元区存款机制利率结束了2014年6月份以来持续八年的负利率。
而欧美同时“暴力”加息，不仅会加大自身经济下行风险，也将使全球总需求大幅下降，同时对金融市场造成难以预期的冲击。
当前，中国“宽货币周期”与美国“紧货币周期”，将使得我国资本面临较大的流出压力，对我国货币政策的主动性造成一定影响。但往前看，更大的潜在风险是全球经济的加速下行，总需求大幅下降，以及金融市场的大幅波动。
5月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疫情防控形势总体改善后的环比修复，但并未实现完全复苏。从5、6月经济数据来看，生产、内需、外贸进出口均实现了一定的恢复。但当前经济实现内生性增长的关键“堵点”仍是市场主体中的中小企业。6月PMI数据显示，企业生产经营景气水平有所改善，大型企业PMI为50.2%，中型企业PMI为51.3%，均处于扩张区间，但小型企业PMI为48.6%，在今年以来持续处于收缩区间。
6月2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运用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稳住经济大盘、稳就业保民生有效助力”。
7月1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继续通过保市场主体稳就业。持续落实助企纾困政策，打通落实堵点，实行社保费缓缴、稳岗返还、就业补助等打包办理”。
在美欧等发达经济体“暴力”加息，使下半年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加大的当下，我们认为，中国宏观政策更需抢抓时间窗口，“以我为主”主动应对，在不超发货币的前提下，继续实施扩张性的宏观财政和货币政策，加大刺激有效需求力度，加速需求曲线右移，使经济环比修复的动能转化为更加强大的复苏势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