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辉耀博士 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苗绿博士 全球化智库（CCG）秘书长

各地疫情的“反复无常”，让新冠肺炎疫情何时结束成为未知数。在与病毒的赛跑中，人们逐渐认识到，这场百年不遇的全球性疫情或将永久改变全球化发展进程。随后，俄乌危机爆发，成为2022年首个“黑天鹅”事件，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欧洲安全秩序及世界秩序遭受冲击。关于“全球化终结”“新冷战”“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讨论也不胜枚举。

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人类又走到了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时刻。对中国而言，如何应对后危机时代的全球化变局，也成为具有全面性、系统性、综合性的新命题。

全球化发展是历史过程，若追根溯源，目前较为流行的观点是以1492年欧洲国家对新航道的开辟为起始点。在我们与耶鲁大学著名历史学家韩森的一场云对话中，她提出，全球化在哥伦布之前500年就开始了。1000年，目前所知维京人向北美洲航海的最早时间，为全球化的开始。韩森把宋代的中国称为“世界上最全球化的地方”。航海技术的发展激发了人类对未知新大陆的探索热情，为人们带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

随后的工业革命则带动了技术的进步，现代工业、交通运输业蓬勃发展，全球市场迅速扩张。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中心的高新技术迅猛发展，时空距离瞬时被压缩，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全球化的发展极大地提升了生产力，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1960—2020年，全球GDP（国内生产总值）总量从约1.39万亿美元增长到约84.71万亿美元，增长了约60倍。

然而，在全球化繁荣景象的外衣之下，世界经济的巨大发展与国家之间、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鸿沟形成了鲜明对比。国际慈善组织乐施会研究报告显示，2019年全球最富有的2153人拥有的资产超过了最贫穷的46亿人的总和。而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数据显示，过去50年来，美国的基尼系数一直在稳步上升，2018年，美国基尼系数攀升至0.485，贫富差距达到50年来最高水平……贫富差距悬殊就像一把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威胁着全球稳定。

全球化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注定不会是线性，而是时而前进，时而徘徊甚至倒退。在过去几十年里，全球化促进了全球经济增长，前所未有地使不同国家产生利益交织，各个国家在这个相互联通的网络里形成了更深的相互依赖和更多的共同利益。虽然今天的全球化遭遇了挫折，其发展速度有所放缓，其发展框架有所改变，但我们相信，全球化的大趋势不会改变，全球化时代也不会终结，经过自我修复与调整，全球化将再次回归正确的轨道。

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奇迹，以及由此形成的发展经验，越来越受到各国的关注和重视。从2008年中美通过G20（二十国集团）加强合作，力挽狂澜开始，中国已经从全球化的参与者和追随者逐步转变为全球化的反哺者。无论是“一带一路”倡议，还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都是中国为推动全球化发展而做出的积极尝试，显示出中国正在努力承担起更多的国际责任。

不仅是中国，很多国家都认识到，全球化的继续前行需要新动力、新思路、新模式，并纷纷开始探索经济增长和全球治理的新路径。从全球化顺利推进的角度看，各国都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来解决全球化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促进社会的公正、公平，缩小富人与穷人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差距。

要实现全球化探索与创新，时间长度和跨度必然是前所未有的，需要我们和国际上多层面参与方付出更多的努力。全球化对中国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崭新的不断变化的课题，需要我们不断地探索、学习和研究。中国的发展壮大将使中国的国际行为深刻地影响全球化的未来。

随着世界对中国期待的不断上升，中国的智慧与方案将在全球化与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面对全球化不可避免的波折与起伏，我们需要同其他国家尽可能多地去寻找利益共同点，以合作共赢的理念追求更多、更广、更深的合作，解决共同关心的问题，推动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公平、多元、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这也是我们写作《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的初衷。《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全书共分为十章，第一章总领全书，涵盖本书各个章节的主要观点。第二章关于全球化的变迁与理论发展，基于大量文献梳理，提出从技术与人本两个新视角观察全球化，尝试给出全球化定义，并总结了后疫情时代新型全球化特征。第三章总结了中国融入全球化的历史与现实。从第四章开始，尝试探索一条中国推动全球化实现包容性和公平性发展的路径，通过发挥中国的优势和特点，让中国为全球化发展注入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