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盘和林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

适时推进具有前瞻性的数字经济统一立法，不仅有利于妥善处理数字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更有助于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中保持我国的竞争力和优势。

数字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数字法治的保障。受制于信息不对称和数字技术的日新月异，数据相关产业的发展不仅涉及复杂的权益界定和分配问题，同时也涉及不同类型、相互冲突的权益的平衡，需要通过法律制度来明确规则、划定边界。

当前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已经接近4成，成为未来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经济组成，既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也是城市改善服务质量，提升城市居民生产生活体验的重要方式。但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城市给予一定的基础条件。

我们将城市推动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发展的方式分成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以新基建为代表的硬件设施，构成了数字经济发展的硬件环境。另一个层面是软环境，即制度规范、许可立法等方面。对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立法，就是为了构建这些新兴领域发展的软环境，在划好红线的同时也能促进该领域的规范发展。

对此，不仅需要法律制度的相应拓展和适度调整，也需要坚持国内国外统筹兼顾、重视立法与修法并进的监管原则，这样才能有效解释和指导相关制度实践，保障和促进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

警惕地方保护主义

现阶段，数字经济领域的地方性立法越来越多，各地数据立法有先有后，在数据治理方面呈现出了一定的不平衡性，因而有声音也担心这一过程中会出现地方保护主义倾向。

打破地方保护主义，首先是要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对数字企业不能内外有别，不能论亲疏远近，要以需求为导向提供数字产品，促进数字企业之间竞争。对于政府的数字产品采购，要尽量以招标模式推进。

其次，要坚持以营商环境优化为导向。提高服务意识服务企业，改善营商环境，缔造数字经济发展的软环境和硬环境。减少特定企业的补助扶持，而以普惠政策帮助企业。

第三，地方数据立法要坚持问题导向，确保制度切实可行，避免简单照搬上位法和其他省市规则的跟风立法，可以尝试区域经济一体化或者多区域数字经济联动。进行区域的数字经济发展协同，分工协作、错位发展。

坚持内外统筹兼顾

世界经济数字化转型是大势所趋，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基础。当前，越来越多的经济体将数字经济视为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国际竞争能力、改善社会福利的必由之路。数字经济成为各国维护国家安全和拓展国家利益的新兴领域，纷纷通过立法抢占数字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

2017年，我国发布的《网络空间战略合作》也指出“中国主张推动国际社会公平、自由贸易，促进建立开放、安全的数字经济环境”。进一步提升我国的国际规则参与水平和制定能力，在数字经济法律监管方面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立足国内、面向国际，积极宣介中国主张，推动多边、双边数字治理合作，维护和完善多边数字经济治理机制。在此基础上，及时提出中国方案，发出中国声音。制定如网络基础设施、个人信息保护、跨境数据流动等方面可以普遍接受的国际规则。

重视立法修法并进

数字经济立法需要追求绝对安全与适当风险的平衡，由于法律回应具有一定滞后性，相当一部分法律规定是为了应对技术发展形势而被动制定的，立法前瞻性和主动性不足。因而现有数字经济领域的法律法规还存在一些不足和挑战，并不能涵盖数字经济监管的全部法律难题。

这一现实背景下，一方面需要吸收现行有效的立法政策，以开放、包容、灵活的理念适时推进具有前瞻性的数字经济专门立法，废除滞后于新业态、新模式的法律原则、法律制度、法律规定。

另一方面，也要重视立法与修法并进，如推进《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等传统法律法规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延伸适用，通过直接适用、修订、司法解释等方式，使得传统立法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特点，以保持法律体系的稳定性，解决共性的法律问题，提升立法的效率和质量。

虽然我国数字经济监管已经取得初步成效，但数字经济发展有其规律和特征，立法工作程序繁复、耗时冗长、风险难以预估等问题在数字经济领域更加凸显，但法律的创设不能仅以实现“零风险”为控制目标过度干预新产业的发展，进而扼杀创新，最终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绊脚石。

同时也要深刻认识到，数字经济毕竟是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形态，立法干预可能只是一种较优却远非完美的选择，其法律监管问题不是简单地制定一部“数字经济法”就能全部解决的。坚持在法治轨道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等多措并举，才能确保数字经济发展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