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安邦咨询

在美联储表示将加快缩减宽松步伐，并可能提前加息，推动货币政策“急转弯”的情况下，新的一年开始，美国资本市场开始作出相应的调整。作为市场利率之“锚”的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2022年开始急速走高，1月18日达到了1.88%，到1月19日，该指标利率已经突破了1.90%，达到2020年1月以来的高位。新的一年，短短两周时间，该指标利率已经上涨了39个基点。这一变化，意味着美国投资者开始为美联储一季度末加息50个基点作出相应调整，据彭博的调查，基准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今年年底料将升至2.13%。

与之相反，中国在2021年底开始推动货币宽松以来，国内10年期国债收益率水平在不断走低，截至1月18日，该指标利率已经下降至2.74%的近20个月低位。随着市场预期中国货币“适度宽松”的持续，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预计，中期内10年期国债收益率将下滑至2.6%。目前，10年期中国国债与同期限美国国债之间的息差已收窄至约85个基点，这是自201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这种急剧变化的情况，对人民币汇率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更担心美国加息后会带来人民币汇率的急剧波动，从而影响中国经济的稳定。因此，有市场人士也对中美货币政策的“逆向行驶”感到担心，担心中国维持宽松政策的持续性，甚至必要性。

对于中美利率走势而言，其实是两国货币政策不同所带来，这一点并不需要怀疑。市场投资者都在根据不同的预期作出调整，带来中美利差的扩大。对于就此产生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以及对经济稳定的担心，在主张货币政策“适度宽松”的安邦智库（ANBOUND）看来，有其合理的因素。安邦智库的研究人员同样认为，中国此时推动货币宽松政策，有时间窗口，也有政策空间的限制。不过，从全局的角度来看，经济稳定是汇率稳定的基础，只有经济实现“软着陆”并保持适当的增长，才能根本上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因此，中国货币政策的重心还是需要落在“内循环”上，在此基础上，才能考虑内外部的平衡。

在经济面临三重压力，经济增长持续放缓的情况下，仍需要抓住时机，进一步推动经济恢复平稳增长。中国央行副行长刘国强同样指出，需要“把货币政策工具箱开得再大一些，避免信贷塌方”。安邦智库合作学者盛松成教授也认为，“无论是根据以往经验还是从目前经济面临的内外部环境看，我国都应加大逆周期调控力度，缩短经济筑底的时间，尤其要改善市场预期，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保护、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和积极性。”同样，美联储政策“急转弯”，在盛松成看来也实属无奈之举。在美国经济增长不及预期的情况下，其不得不转而应对不断高企的通胀。就美国的情况来看，美联储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其职责上考虑，其同样会面对实现经济增长的压力，那么，在通胀属于“阶段性”问题的定位之下，政策收紧的程度仍具有一定变化可能。

在安邦智库的研究人员看来，对于人民币汇率的未来变化，并不能简单从中美利差的因素考虑。近期人民币汇率升值，除了结汇需求的短期因素，与中美之间经济基本面变化有密切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中美市场利差在收窄，但如果考虑中美各自通胀水平的变化影响下的实际利率水平，中美之间的利差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扩大。美国方面，消费物价指数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不断走高，到12月份已经达到7%的高位。而中国方面，CPI指数已经开始回落，12月份从11月2.3%的高位回落到1.5%的水平。从这个基础而言，人民币名义汇率的变化，更多反映了中美之间物价水平的变化，对实际汇率并没有带来太多影响。在美国通胀持续维持高位，短期难以快速回落的情况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名义汇率）的基础并不会有太快的变化。当然，如央行所言，就短期而言，最主要的还是形成人民币市场汇率的双向波动，避免单边的升值和贬值带来风险集聚。

就此来看，尽管中美市场利率间的利差缩小，可能并不会引发短期人民币汇率的基础，也就勿需过度担心。而中美货币政策向相反方向改变，都是以各自国内经济形势为基础进行，无论是人民币还是美元，过度波动对两个主要经济体都没有益处。因此，中美货币政策的反差并不会长期持续，都会因时、因势进行必要的调整，但当务之急仍需要解决“稳增长”的矛盾。

最终分析结论：就整体而言，当前货币政策不应过于纠结于中美利差变化对人民币汇率的压力，还是需要聚焦“内循环”的稳定与发展，以建立稳定发展的预期。这种情况下，人民币汇率风险问题会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