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刘俏 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颜色 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副教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以下为观点概览：
·我们预计2022年经济增速或将回落至5%左右。今年能否实现5.5%左右或更高的增速目标，注定与宏观经济政策及一系列重要改革举措的出台密切相关。
·稳增长在短期内是政策制定的核心目标；着眼更长时间维度，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需要深刻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底层逻辑，重新构建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体系，果断投资有助于形成国家长期核心竞争力的节点领域和节点产业。
·回归中国经济增长逻辑，大力投资基（础）核（心）行业和领域。针对节点行业和节点领域的大量投资，激活相关产业市场微观主体的活力，是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
·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就在于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经济增长。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必须构建新的投融资体系，大力增加对节点行业和节点领域的投资。保持较高水平的投资率，对我国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意义重大。
·我们估测，要实现双碳目标，我国在2050年前需要投资255万亿元（按2020年不变价），如果这些投资在未来三十年平均分配，意味着我国每年需投资8.5万亿元于碳中和，相当于8%的GDP。此外，我们的估测还显示，基准场景下，5G的行业导入在2021-2030期间将带来31.21万亿元的新增GDP。
·当经济政策不再锚定GDP，而是国家整体价值这样一个指标时，我们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空间立即显现。
·从更长的时间维度看，我国的生产网络会发生内生性的巨大变化，新的节点行业会涌现，我们有非常多亟待投资的节点领域：双碳目标和生态文明、数字化转型和新基建、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乡村振兴与居民消费、生育福利、个人收入、人力资本、基础研究、新型城市化和公共服务领域、传统基建、在一定范围内以国债置换地方政府债务。
疫情以来我国经济稳健复苏，但2021年三季度以来下行压力逐步增大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我国对疫情及时高效的应对，使得经济率先恢复，不仅在2020年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1年上半年反弹也非常强劲。2021年前三季度我国GDP增速为9.6%，两年平均增速5.2%，成为支撑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根据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我国2021年实际GDP增速有望达到8%，虽然超过多数主要经济体，但8%的预期增速低于我们在2021年初预测的8.2%以上，主要原因在于去年三季度以来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按8%增速估计，2021年我国GDP有望达到110万亿元，人均GDP约1.2万美元，与世界银行划定的高收入国家标准较为接近。1—11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207万人，超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在国内完备的产业链支持下，我国出口持续维持高增长，有效填补了全球市场的供需缺口，促进了全球供应链的稳定。
图1：疫情以来我国经济稳步回升
图2：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处于全球领先位置
我国经济自2021年三季度开始下行压力逐渐增大。三季度GDP同比增速回落至4.9%（二季度为7.9%），环比增速下降1个百分点至0.2%，经济增长动能显著减弱。虽然出口依然保持较强的韧性，但受疫情反复、政策收紧与行业监管等影响，国内消费与投资表现不及预期，经济呈现外需强劲内需不足的局面。
表1：三季度经济呈现下行趋势
图3：三季度以来实体经济面临下行压力
出口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去年一些新兴市场疫情的再次爆发而对我国形成的替代性出口需求，继续拉高出口增速，前三季度出口累计同比增速达22.7%，大幅高于2019年的同期水平（2.97%）。但从三季度以来，出口的增长势头有所减弱，环比增速出现下降。但海外需求仍然旺盛，推升出口集装箱运价，SCFI指数创历史新高。
图4：出口韧性较强
图5：消费下行趋势明显
由于反弹和防疫措施收紧，服务类消费增长迟缓，消费复苏动能偏弱。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两年平均增速为3.9%，远低于2019年同期水平（8.2%）。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再次出现回落，当月同比较上个月下降0.4个百分点,餐饮收入同比增速再次转负，商品零售当月同比较上个月下降0.4个百分点。受多地疫情反复影响，居民出游意愿下降，2021年国庆假期国内接待游客数量同比下降1.5%，旅游总收入下降4.7%。
投资是影响我国经济波动最重要的短期因素。前三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累计同比增速降低至7.3%，增速较上半年回落5.3个百分点。分项来看，受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滞后、财政支出速度较慢影响，且因冬天气候原因开工不易，三季度基建投资持续下滑。前三季度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不含电力）累计同比增速为1.5%，两年平均增速为0.4%。房地产行业受到较强的地产政策约束，销售回款和再融资都受到了非常强的限制，新开工数量减少，地产投资处于低迷状态。前三季度地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为8.8%，低于2019年同期10.1%的水平。由于产能和环保约束，制造业的投资扩张受到了限制，中小型企业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盈利状况难以改善。前三季度制造业投资两年平均增速仅为3.6%。11月以来，房地产、制造业投资出现边际改善，环比增速回升至0.1%和3.8%。下半年以来，基建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环比、同比增速也有回升的趋势，但11月依然为负，增速分别为-3.2%和-3.6%。
图6：三类主要固定资产投资近期较为疲软
图7：房地产新开工、施工和竣工面积近期处于低位
二、内需尤其是投资不足是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主要原因
2021年三季度以来，国内消费与投资增长均较为乏力，难以对经济形成有力支撑。疫情反复、居民收入受损以及行业严监管背景下，消费恢复较为坎坷。下半年以来，疫情呈多点散发态势。局部疫情爆发，当地防控措施升级，显著影响居民出行。由于众多消费场景具有线下接触特征，因此出行受限、活动场所关闭等因素均会给消费带来扰动。此外，当前居民收入恢复尚不理想，消费能力不足，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同比增速两年平均增速为4.1%，低于2019年同期5.4%的水平。人均消费性支出受到可支配性收入的约束，前三季度累计同比增速两年平均仅为1.9%，远低于2019同期的4.7%水平。最后，部分行业严监管也对消费带来一定程度冲击。如“双减”等相关政策使得居民文教娱乐类服务支出收缩，房地产行业的下行也制约了家具家电等地产下游商品的消费。
图8：下半年疫情爆发的频率与规模加大
图9：疫情反复显著影响居民出行
图10：居民可支配收入尚未恢复
因为自身波动性更强且外溢性较大，投资是影响我国经济短期波动的最重要因素。去年三季度以来，制造业、房地产与基建投资增速明显放缓。我们认为投资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行业监管，以及财政和货币政策支持力度的不足。同时，新能源缺乏合适的发力点也使政策很难对固定资产投资形成有效支撑。
首先，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要降低3%左右，“十四五”时期要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降低13.5%和18%。在终端需求较为疲软、下游价格难以调整的情况下，上游行业对下游行业利润形成挤压，制造业企业利润出现分化，拖累了制造业投资，使得月度制造业投资增速在二、三季度持续回落。另一方面，系列限产限电政策，对制造业投资造成了较大影响。去年上半年单位GDP能耗下降2%，能耗双控的总体形势较为严峻。发改委表示将采取有力措施以确保完成全年能耗双控目标，于9月16日印发了《完善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方案》，对国家重大项目实行能耗统筹、严格管控高耗能高排放项目，并严格实施节能审查制度。此后，多个省份纷纷出台限电限产措施，试图通过限制高耗能项目生产、提高电价、分时限电等方式推动能耗双控。在此类政策的影响下，原材料加工类、采掘业以及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等高耗能行业的生产活动受限，第二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速显著下行，与钢铁冶炼相关的焦化企业开工率、高炉开工率明显下降。9月末，焦炉生产率从去年同期的80%以上下降至66%。由于限产限电等因素干扰，9月和10月的制造业PMI、尤其是生产和新订单指数下降较为明显，各指标迅速滑落至荣枯线以下。有色、钢铁等高能耗行业受到较大影响，铝、螺纹钢、水泥等商品价格节节攀升，相关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明显下滑。10月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投资环比大幅下滑56.5%。
图11：三季度制造业PMI明显下滑
图12：焦化企业开工率、高炉开工率明显下降
图13：第二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速显著下行
其次，地产严监管政策使得房地产投资难以发力。2020年下半年以来房地产的监管政策迅速趋严。2020年8月，央行与住建部出台了重点房地产企业资金监测和融资管理的“三线四档”规则；2021年1月开始实施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在此影响下金融机构的房地产贷款余额占比与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比均有所下降。2021年2月出台了“两集中”供地制度，之后不同城市土拍热度出现分化，多数城市流拍率上升。以上三大类政策分别对房企资产负债表结构、资金来源与土地供给三个方面进行管控，在此压力下，房地产进入下行周期，土地成交价款累计同比下跌显著，且房企新开工意愿也较弱，房地产投资难见起色，也使得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承受较大压力。
最后，优质项目储备不足和财政后置问题导致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不及预期。去年二季度以来，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月度同比增速快速下滑至负增长区间。受财政后置问题影响，公共财政支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进度较慢，公共财政支出进度较前三年落后4%甚至更多。截至三季度末，专项债发行进度仅完成了全年目标的68%，较往年落后20个百分点以上。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滞后一方面在于优质项目储备的不充分，另一方面则体现了资金使用效率较低的问题。另外，我们认为在基础设施投资的发力方向上，仅强调新能源、绿电投资还不足以对整体固定资产投资起到很好的支撑作用，还应给予传统基础设施工程足够的重视。据我们的估算，2020年我国对5G等信息基础设施、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融合基础设施等7个细分新型基础设施投资规模约为1.4万亿，约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7.5%左右，约为总体固定资产投资的2.7%；2020年风能、太阳能电力建设投资为3278亿元，约占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1.7%。虽然新能源汽车充电桩、人工智能等领域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但还不足以成为拉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主要抓手。即便明年集中完成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投资，新建6200万左右的充电桩，也仅能拉动4500余亿元的基建投资；绿电投资（风力和太阳能发电）翻番也仅能拉动6500余亿元的投资；若绿电与新基建投资额翻番，在总体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模不变的情况下也仅能达到18%左右的占比。因此我们认为为更好地实现稳增长目标，还应重视水利、交通、城市基础设施等传统基建，挖掘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节点，统筹推进传统基建和新基建。
图14：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进度较慢
三、我们对2022年宏观经济的预测
基于以上分析的内外需的形势，我们认为根据当前的趋势和政策力度，今年我国经济增速或将回落到5%左右。然而，今年全球经济尤其是发达经济体或进一步复苏。为了在全球竞争中保持优势，缩短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我们需要维持中高速的经济增长。因此，我们认为，要实现以上战略目标，今年经济增速需要保持在5.5%左右或者更高。这就需要宏观经济政策进一步发力，寻找我国经济增长的节点行业和节点领域，带动整体经济以更强动力补足产出缺口。在外需潜力空间有限、消费受到疫情影响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发力投资在节点行业和节点领域成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最优政策选择。
稳增长在短期内是政策制定的核心目标；着眼更长时间维度，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需要深刻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底层逻辑，重新构建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体系，果断投资有助于形成国家长期核心竞争力的节点领域和节点产业——2022年经济表现注定与宏观经济政策及一系列重要改革举措的出台密切相关。
四、回归中国经济增长逻辑，大力投资基（础）核（心）行业和领域
为平抑经济下行压力，使经济增速维持在潜在产出以上，提高有效投资尤为关键。针对节点行业和节点领域的大量投资，激活相关产业市场微观主体的活力，是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
图16显示我国1987年到2017年基于投入产出表描绘出的生产网络的动态变化，很大程度上阐释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底层逻辑。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伴随着节点领域的大量投资，我国的生产网络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密集。以市场交易为基础的经济活动把很多本没有连接的产业通过各种方式连在一起，形成一个庞大的密度很高的生产网络。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最大成就在于1.5亿个经济微观单元（大中小微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出现。数量庞大的市场主体把各个行业以网络状连在一起，内生形成很多节点行业。节点行业本身的投资、技术变革、产业政策等形成的冲击（shocks）沿生产网络向外传递，不断扩散，产生外溢效应，最终实现了整体经济的倍增。大量的微观市场主体涌现并充满活力，背后是国家产业政策、五年规划、对节点行业的大量投融资等的引导和支撑。中国经济增长奇迹背后有两个原因：数量庞大的紧紧围绕节点行业和节点领域的市场主体；基于大规模投资所形成的节点行业的不断涌现和更替。
图15 我国生产网络的变迁：从1987年到2017年
依据现代增长理论（索洛模型），增长速度=劳动力增速+资本增速+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用这一模型解释我国过去4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是：人口红利推动劳动力增速；通过基建、房地产、土地等投资形成大量固定资产，再进行抵押形成了银行信贷与信用扩张，拉动了资本增速；改革开放前三个十年，我国大力推进工业化进程，伴随着全要素生产率的高速增长（年增速平均在4%以上）。我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的出现，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已经大致完成了工业化进程。我国制造业产值于2012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大国。目前我国制造业按增加值计算几乎占到全球制造业30%，远高于排名第二、占比为16%的美国。因为工业化进程的结束，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增速已经降到2%。在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目前处于瓶颈状态、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又因为工业化进程的结束呈现下行趋势的情况下，我国经济面临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型。我们目前按市场汇率计算的人均GDP只是美国的五分之一左右，未来保持较高水平的经济增长意义重大。而未来经济增长最可靠的来源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就在于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经济增长。
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必须构建新的投融资体系，大力增加对节点行业和节点领域的投资。保持较高水平的投资率，对我国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意义重大。在内生增长理论中，干中学效应（learning by doing）推动经济增长，离不开投资和生产规模扩大。此外，新技术通常附着在新资本中，以美国为例，大量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引入新型的、更有效率的投资品对美国在二战后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影响。研究还显示，TFP追赶与资本劳动增长呈正相关，且当资本密集度提高最快时，TFP追赶速度也最快——英国自1900年以来和美国自1950年以来相对TFP的持续下降都与低资本形成率有关。
图16 我国投资率与TFP增长率的关系：1978-2017
图17揭示了改革开放期间我国投资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之间的正相关关系。1978至2017年间，我国投资率越高的年份，TFP增长也越快。我们的简单分析显示，投资率每增加10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增加1.18个百分点。刘俏（2020）估测如果至2035年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达到美国的65%，要求我国每年TFP增速比美国高出1.95个百分点，即我国需要实现每年2.5-3%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基于投资对TFP增速的强大推动作用，为了保持增长，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需要重新构建投融资体系，大力增加对基础产业和核心产业的投资。
五、围绕节点行业和节点领域投资、投资、投资
我国经济增长传统动能是跟工业文明这个阶段相对应的，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结束，它们在逐渐淡出。应对全要素生产率下降，需要寻找经济增长新动能，需要数量巨大的对基（础）核（心）行业及领域的投融资。这包括：“再工业化”（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新基建”（再工业化所需的基础设施）、大国工业、碳中和，以及更彻底的改革开放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这些领域结合在一起将使我国处在一个比较独特的位置——有可能在完成工业化进程后，仍然保持比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
我们有一个判断——我们可能正处于从工业文明向一个新的文明形态转换的过程之中。衡量文明形态有两个特征：第一是使用什么样的能源；第二是人与人之间通过什么方式互动、交流。例如，决定工业文明时代的两个特征，一个化石能源的使用，另一个是无线电。爱迪生发明电，彻底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是工业文明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无线电之父”马可尼是工业文明时代另一个代表性人物，因为无线电彻底改变了人和人之间的沟通、出行及互动方式。目前我们正处在能源转型的过程中，化石能源逐步被非化石能源替代；与此同时，人与人之间交互的方式随着数字技术的推进也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元宇宙、数字身份等的出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交互在未来提供了无穷尽可能性。当这两个特征发生变化的时候，是否意味着我们正进入一个新的文明形态，一个跟工业文明非常不一样的文明形态？站在一个新的文明形态的开端，我们需要大量的投资，我们的投融资体系在未来该如何搭建？中国经济的生产网络将怎么演进？哪些行业会崛起成为未来的节点行业？
以此为背景，我们特别强调碳中和及5G/6G的投资意义。碳中和带来革命性的技术变革和经济结构以及增长动能的巨大变化。碳中和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经济学、管理学问题。在“碳”时代，稀缺的“碳排放权”进入生产函数和消费者效用函数，带来经济学研究范式革命的可能性。我国实现碳中和目标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需要巨大的投资。刘俏（2021）估测实现双碳目标，我国在2050年前需要投资255万亿元（按2020年不变价）。如果这些投资在未来三十年平均分配，意味着我国每年需投资8.5万亿元于碳中和，相当于8%的GDP。这些投资将成为中国经济动能转换最大的推动力之一。数额庞大的投资投向碳生产网络的节点行业，随着网络传递，产生强大的倍数效应。而围绕着节点行业的投融资、技术变革、产业政策及商业模式创新，将决定我国碳中和的路径。
5G/6G作为我国再工业化基础设施的核心组成部分，更是重要的基础核心领域。我们的估测显示，基准场景下，5G的行业导入在2021-2030期间将带来31.21万亿元的新增GDP。如果行业导入创新更积极，市场微观主体的参与更踊跃，5G应用场景所带来的新增附加值可能远超过31.21万亿元，甚至达到60万亿元。我们的分析显示，5G带来的价值附加主要集中在2026-2030年，之后中国经济将进入6G时代。十四五期间，5G仍处于行业导入，寻找“killer app”（杀手级应用场景）阶段。应用场景从来不是计划出来的，而是千千万个市场主体通过技术和模式创新闯出来的，对5G以及未来的6G的投资应该更加坚决，甚至适当超前。大力投资基核行业，带动数量庞大的市场主体参与到创新过程中，是“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更有效的结合方式。
六、构建宏观政策新框架——基于整体价值而非GDP的政策体系
进入新发展阶段的中国经济需要新的投融资范式。我们正处于从工业文明向新的文明形态过渡的时期，生产网络正在发生变化，新的节点行业和节点领域正在出现，我们需要更大量的针对节点行业的投资。置身于这样的时代背景，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宏观政策架构和目标体系。长期以来，我们制定宏观政策的时候锚定的宏观变量是GDP。但在文明变革更替的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GDP的狭义性暴露。GDP难以衡量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国家信用和能力、国家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能力等。以GDP作为经济政策锚定的宏观变量是否意味着我们对杠杆率、货币供应量、投资率以及其它宏观变量的衡量并不准确？
图18引入“整体价值”概念来反映一国整体实力，它类似于一国未来所有年份产生的GDP折现到现在的现值之合，类似企业的Q值。我国整体价值应该远高于GDP，如果用远大于GDP的整体价值做分母去衡量杠杆率，我国的杠杆率是否还像大家理解的那么高？中国的投资率是否还有进一步提升的巨大空间？
图17 GDP和整体价值
基于这样的逻辑，我们提出一个宏观政策的新构想。借鉴公司金融里的Q理论来思考国家层面的投融资决策。Q理论认为：企业做投资时锚定的是未来的成长机会（即Q价值），而不是当期的现金流。换成一个国家，其投资时锚定的也不该是当期的GDP，而是这个国家的整体价值。当经济政策不再锚定GDP，而是国家整体价值这样一个指标时，我们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空间立即显现。
我国在未来需要更加庞大的投融资体系，我们需要恢复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期间修高铁、修高速公路、做基础设施建设时非常行之有效的投融资体系。为此，我们需要实施更为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可能会带来金融风险甚至金融危机。学界在反思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形成的一个压倒性的共识是：一国信贷快速扩张所形成的信贷泡沫及随后的信贷泡沫破灭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Kindleberger-Minsky理论）。
这一个经典结论适用于所有的经济体或是所有的阶段吗？刘俏等（Liu and Liu，2021）根据一个国家整体价值的衡量构建了一个叫做“政策空间”（policy space）的指标：如果一个国家的整体价值远远高于它的GDP，这个国家就有足够大的政策空间去实施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更好地对冲经济生活中出现的风险、更好地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伤害。在经典模型中加入“政策空间”指标后，刘俏等发现：政策空间比较大的国家，往往能够承受比较高的债务率和比较激进的财政政策，也有足够强大的实力去对冲整个经济生活中出现的风险，这种能力在那些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和企业的投资效率比较高的国家和经济体中更为突出。对于整体价值大，政策空间足的国家，积极的宏观政策不但不会带来金融危机，而且能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
基于这个研究，我们认为未来我国可以从更加积极的政策取向方面去思考未来宏观政策的总体架构，采用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中有进的货币政策；而且我国宏观政策目标体系不应局限于当期的GDP或是当前GDP增速，而是应该转向几个“有利”：有利于新动能的出现，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有利于经济保持一定的增速，有利于1.5亿个大中小微和个体工商户的保持活力；长远讲，有利于国家整体价值的提升，有利于形成强大的国家核心竞争力……这种转向，可以带来全新的政策的构想和思路。
七、我国经济稳定增长的政策建议——2022年和更长阶段
2022年经济政策的基调是促投资、稳增长、控风险。从短期看，我国正面临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下，在疫情扰动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保持适当的经济增速对今年经济工作尤为重要。2022年我国经济依然需要维持中高速的增长，这是因为：首先，经济增速不宜忽高忽低，保持经济的平稳增长对提高预期、提振景气度有着重要意义。其次，保民生、保就业需要良好的经济发展以兜住民生底线。三是在全球经济企稳回升的态势下，良好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然而新冠疫情仍未平息，出口亦恐难以维持今年的超高速增长。在未来内需、外需继续承压的情况下，我国的经济增长需要宏观政策的通力配合以提振需求、减缓供给冲击。去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对财政和货币政策提出了指导意见，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同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协调联动，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要有机结合。鉴于此，为落实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财政部已向各地提前下达了2022年新增专项债限额1.46万亿元，央行也于12月降准并加大了流动性投放量，整体资金成本稳定在了较低水平，充分体现了政策重心向稳增长政策的转变。
从更长的时间维度看，我国的生产网络会发生内生性的巨大变化，新的节点行业会涌现，我们有非常多亟待投资的节点领域，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采取更为积极的宏观政策。通过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中有进的货币政策，释放出的资金将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更有针对性地配置到未来构成中国经济新动能的关键领域、节点行业。这些基础和核心领域包括：
1.双碳目标和生态文明建设。
2.数字化转型和新基建（5G/6G、人工智能领域AI芯片、AI服务器、地空天通信网络等）对于这两个基核领域，我们在上文已有详述。
3.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扶持。我们建议成立“中小微企业稳定基金”，由财政主导，给中小微企业提供长期的税费减免和支持性信贷。中小微企业对我国生产网络的畅通运转、对于稳就业和保民生意义重大。
4.给居民发放现金或消费券。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只有43%左右，居民消费的GDP占比长期徘徊在40%以下，提升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不仅有利于支持数量高达1.5亿的市场主体，而且有利于消费平等的实现，从长远讲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我们认为在短期内扶持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供更多就业岗位方面，提振消费要比投资的效果更好、更直接，大规模的现金和消费券发放可作为财政政策选项。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增加居民消费，消费增加带动企业生产，生产增加提供就业岗位，就业促进消费，整个过程不仅良性循环且具有乘数效应。2020年疫情期间，我国多个地方政府有发放消费券的经验。根据刘俏和沈俏蔚等（Liu，Shen，Li， Chen，2021，Management Science）对杭州市政府发放的电子消费劵所做的分析，发现政府给市民发放1元钱的补贴，能带动3.4元的消费（注：杭州发的是满减券，消费满40元，政府补贴10元）。美国政府疫情期间发放现金，1美元中大约有0.4美元用于消费。虽然两国的财政刺激政策不能直接比较，但是杭州的经验证明中国老百姓对现金或是消费券发放反应非常强烈。中国城市和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MPC）并不低，在货币政策传导一直不通畅的情况下，需要用力度更大的财政政策直达消费端，给全民发放消费券或是现金，能够带动消费，真正支持到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这是政策的精准直达。
5.生育福利。国家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在生育福利方面给予家庭力度较大的直接支持。《中国统计年鉴2021》显示，2020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为8.52‰，首次跌破10‰，创1978年以来的历史新低。劳动力锐减影响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提供生育福利相当于投资我国未来长远发展。
6.个人收入所得税优惠。国家对个人收入所得税予以优惠，有助于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提振消费。当然，我国目前只有7千多万人交纳个人收入所得税，政策的覆盖面不够，效果相对有限。
7.人力资本投资。增加教育的GDP占比，鼓励职业教育方面的市场投资。教育是一个国家对未来的投资，我国教育的GDP占比虽然已经突破4%，但是如果按“整体价值”作为分母衡量教育投资，我国目前的投入远远不够。
8.基础研究投入。我国研发费用已经达到GDP的2.4%，但我国的研发投入中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所占比例刚刚超过6%，这个数字在美国是17.2%，在法国是25%。大规模、长期投资于基础研究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9.新型城市化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我们建议启动“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租赁住房改革和REITs建设”三位一体的新一轮改革。具体包括：住房公积金从供给端发力，利用社会资本（公募REITs或是其他长期资本），结合市场机构成立运营主体（投资型公积金），联合收购、运营、新建地方保障性住房、人才公寓、租赁住房，为公积金缴纳者提供多层次服务；政府以划拨地出资，将“地价折扣”视为地方政府对租赁住房的支持，既不增加地方政府财务压力，又有利于盘活地方政府存量资产，帮助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这一改革有利于农业转移人口真正融入城市，消除因“身份识别”形成的各种不平等。我们的估测显示，在土地出让方面地方政府予以支持的情况下，投资收益率将大大高于公积金现有收益率，一方面增加职工和灵活就业人员缴纳公积金积极性，另一方面公积金投资收益也能补充养老金的不足。根据我们对现有政策性人才公寓投资收益测算，每年8160亿元投资租赁住房，能够解决360万家庭的住房问题（50平米，三口之家），“十四五”期间累计解决1800万户住房问题。实施这一建议目前没有任何政策或是制度障碍。
10.传统基建领域投资。挖掘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节点，统筹推进传统基建和新基建，加大公共医疗卫生体系、水利、老旧小区改造、城市翻新、国防基础设施（机场等军用交通设施等）等领域的投资力度。
11.在一定范围内以国债置换地方政府债务。适度增加国债发行，替代一部分到期的地方政府债务，严格限制地方政府增量债务的使用范围，提升资金使用效率，以此激活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中能够发挥的作用。
从工业文明向一个新的文明转换，我们需要新的投融资体系，宏观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应该着眼于投资一个国家未来的核心竞争力。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方式，聚焦未来中国生产网络里的节点行业、新发展阶段的节点领域，这些投资所带来的增长空间、所带来的价值附加有利于国家提高核心竞争力，有利它整体价值的提高，这种增长的意义最终会在中长期呈现出来。
报告中文献出处
刘俏，“中国经济有没有可能再创造一个奇迹？”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2）
刘俏，“碳中和与中国经济增长逻辑”中国工业经济，2021（12）：113-117
Qiao Liu, Qiaowei Shen, Zhenghua Li, Shu Chen, “Stimulating consumption at low budget: evidence from a large-scale policy experiment amid the COVID-19 pandemic”, Management Science, 2021(12),7291-7307.
Honglin Liu, Qiao Liu, “Beyond GDP: policy space and predictable financial crisis?”, working paper, 2021.
（注：全文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