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盘和林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在系列利好政策推动下，一大批令人眼前一亮的新技术、新应用，不仅展现着数字经济发展的气象万千，也折射出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努力方向。
数字经济是以用户需求端为基本导向
从经济发展的历史规律看，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需要高瞻远瞩、统揽全局，在战略上对数字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趋势和方向作出总体预判，这对我国而言首先需要清醒认识两个基本问题。
其一是数字经济的本质特征。大数据具有6V特征，即海量(Volume)、快速 (Velocity)、多样性(Variety)、真实性(Veracity)、可见性(Visibility)和价值(Value)。在这一基础上，数字经济虽被赋予了开放和赋能的特征，但不同于传统生产要素，作为生产要素的数据是经过数字化、智能化后的数据，而不是像土地及劳动力那样可直接投入生产领域。那么发挥数据“经济化”的关键就在于一个国家数字化处理能力、国民数字素质以及数据开放和共享的程度。
其二是数字经济的基本导向，不同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数字经济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数字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方式获得的信息可发现潜在的、不可见的需求，进而创造新的需求，即数字经济是以用户需求端为基本导向。
我国在数据方面具有天然的规模优势
在此基础上，需要抓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良好机遇，做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这篇大文章。
一方面，抓住数字经济的本质特征，利用数据大国优势将“数据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在国际新一轮经济分工中赢得更多主动的策略选择。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全球经济分工调整的核心动力主要源自数字技术的进步。我国作为人口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数据方面具有天然的规模优势。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我国2019年固定宽带用户达4.5亿，约占世界总规模的40%；这一规模超过了OECD成员国之和。同期，美国为1.14亿户，欧盟为1.58亿户。国际数据中心（IDC）2019年白皮书发布的数据预测，我国数据圈占全球的比重将由2018年的23.4%增长至27.8%，成为全球最大的数据圈。
但目前数据的增值潜力还未有效发挥，在数字化中寻找和培育中国新的发展优势，尤其是在传统贸易方式向数字化转型、服务和货物等贸易对象向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挖掘数据的经济价值，将有助于我国在全球数字经济分工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为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拓宽足够的生存空间。
另一方面，把握数字经济的需求导向，不断满足居民消费多元化需求，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为国内经济大循环释放新动力。从我国经验看，数字经济的主要贡献点本就在消费业。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平台经济成为重要的经济组织模式，不仅线上消费保持高速增长、移动消费也成为了主流消费渠道。
更重要的是，在数字技术推动下，跨界融合成为新常态。通过数据分析及智能化手段使得经济由传统向现代视角的转变，促使由传统所关注的产品生产向产品的使用及服务延伸。即数字经济不仅根据用户偏好，为消费者提供精准化推荐，还可以开拓新的商业模式和领域。在这种循环下，消费者的需求被随时地反馈和共享到平台上，从而影响各个生产环节。那么消费者不将只是生产活动的终点，而是参与到各个生产环节中，消费潜力可得到进一步释放。
数字经济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注入了不竭动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也为数字经济提供了发展契机。然而，我们也要清醒的认识到，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一定伴随着新的安全过程，数字风险的复杂性决定了应对风险的难度更高，对风险的管理也会涉及多个国家、领域和部门。
因此，数字经济稳步向前不能忽视发展和安全之间的关系，在追求数字经济“快”的同时，更要保“稳”。在实践中，不仅应加强与其他国家合作制定数字经济新规则，在数据资源保护和数字经济监管方面，也可先“模仿式跟进”，在发展中逐步探索总结适合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中国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