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克力博士 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新经济智库（CiNE）首席研究员、湾区新经济研究院院长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自2015年末提出至今已有5年，“三去一降一补”（去杠杆、去库存、去产能和降成本、补短板）以及制度供给方面的改革，均取得了坚实有力的成效。就在“十四五”即将开启之际，2020年12月11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又首次提出“需求侧改革”，预期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甫一提出，便引发舆论关注和市场热议。

如果说，供给侧改革是“十三五”时期贯穿始终的主题和引领发展的力量，那么，进入“十四五”时期，则将更加重视供给侧和需求侧即供需两侧的协同发力。近期公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下称《“十四五”规划纲要》），对此表述为“两个坚持”：一是必须按照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提升供给体系的韧性和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二是必须建立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加强需求侧管理，建设强大国内市场。

加大需求侧改革和注重需求侧管理，逻辑落点在于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拓展投资，以需求牵引供给。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供需两侧融通协同中，蕴藏着巨大的投资空间，带来了大量的项目机会。 

激活新动能：需求侧与供给侧协同发力

需求和供给这对孪生兄弟，相互依存，互为支撑，彼此促进。需求侧关注的是“三驾马车”即消费、投资和出口；供给侧关注的则是各种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管理、信息、企业家才能、数据等。二者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双轮驱动”。

如果说供给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支撑，需求则是经济常态化发展的基础动力。面对疫情变化及外部环境依然存在的诸多不确定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21年经济工作时，强调要注重需求侧管理，无疑是相机抉择之举。在完善宏观调控政策的同时，更精准地从供需两侧发力，以创新供给不断带动需求扩展，以扩大有效需求引致供给升级，使稳增长与调结构有序互进，更为从容面对并因应诸多挑战和风险，以此有力保障经济持续恢复，真正走上更加高质量发展的新轨道。

换言之，基于对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内外环境的客观研判，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推进供需两侧融通协同是必然选择。其中孕育的新经济发展机遇，对于“十四五”时期企业和城市而言，是一个值得认真把握的新窗口。

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逻辑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核心是扩大内需，关键在深化改革；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前提是稳住外需，出路在扩大开放。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紧闭国门，没有一个国家是仅靠内循环强大起来的，当然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只靠外循环实现可持续发展。国内大循环更大意义上是加快形成更强抵御风险能力、重塑国际竞合新优势，既要避免外向型依赖，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必由之路；又要避免脱钩与对抗，国内国际大循环相互促进是必由之路。

由此，夯实形成新发展格局的内需基础，成为一项重要的政策目标。作为大型经济体，全球第一的人口总量、全球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一直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加之广大三四线城市以及乡村振兴背景下有待挖掘的巨大下沉市场，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具备更有力的支撑。未来内需潜力的释放，要通过新一轮改革开放，练好内功，实现消费、制造、科技、投资、服务、金融等全方位循环，重点是推进消费内循环和科技内循环。

消费是经济大循环的“压舱石”。在稳定外部需求的同时，以满足国内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打通国内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尽管我国传统人口优势正在消退，但在提升人力资本、新型城镇化以及数字经济等新技术新产业领域，还有可挖掘的巨大潜力。线上线下融合创新催生的消费新业态新场景，供应链整合和渠道营销创新带来的消费新模式新服务，正在成为推动消费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与新力量。

科技是经济大循环的“驱动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数据成为举足轻重的新生产要素，在新基建牵引下大力发展数字经济，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云计算等新技术，以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为抓手，补短板与锻长板齐头并进，助推产业链向中高端跃迁。而在此过程中，一方面，加快突破硬核科技和卡脖子技术，实现自主可控；另一方面，将产业基础再造与产业链提升结合起来，巩固传统产业优势，强化优势产业领先地位。

从微观机理来看，受疫情和外部形势等变量影响，短期的需求萎缩可能是需求的变化或转移，比如线下转向线上，以及品类或平台间的转移。因此，通过“四维整合”即有效整合和运用好相关政策、技术、模式、场景等要素，通过改革创新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高企业供给能力，满足用户独特价值需求，成为保持战略定力、挖掘内需潜力的关键恒量，也是企业和城市在双循环格局下赢得先机的不二法门。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新经济发展离不开新经济理论。作为中国发展研究奖获得者，笔者于2016年率先提出“三破三立”新经济法则，后又提出新基础设施、新生产要素、新市场主体、新协作方式、新治理体系等“五新”驱动论，可谓一脉相承。一面是新经济发展格局持续变迁、新经济城市实践日益深化让新理论有了越发厚实的沃土，另一面是新理论助力政府、企业和公众更清晰地理解正在发生的划时代变革，更从容面对高度不确定的世界以及“黑天鹅”与“灰犀牛”频出的未来。 

开辟新市场：新基建与新消费同频共振

在需求侧改革的语境下，作为当前备受关注的两个议题，新基建与新消费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复苏和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供需两侧的融通协同离不开具体的项目载体，推进新基建与新消费同频共振，成为实现项目价值的可验证路径。

以项目的全生命周期来看，从建设基础设施到满足终端消费需要一个较长的周期，在此期间，市场实践中又会分解出来若干个具体项目，这些项目形成价值闭环的过程，就是新基建与新消费同频共振的过程。

新基建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简称。根据国家发改委的定义，新型基础设施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主要包括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三方面。其中，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即数字基础设施，又分成通信网络基础设施、新技术基础设施、算力基础设施，分别覆盖了数据的宽带实时传输与分发、数据存储计算与处理、数据的挖掘与分析决策，以及数据在产业链采集应用以及线上线下的联动，包括了5G、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数据中心等。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有很长的产业链，构成数据从采集到决策以及应用的全过程，既是新基建又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更是新型的信息消费市场，同时也是其它领域新基建的通用支撑技术，还是传统产业数字化的新引擎，助力传统基建领域提质增效。

应当明确的是，新基建并非疫情下的权宜之计，尽管疫情影响客观上加快了其前进步伐。事实上，自十八大以来，中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已取得了明显成效，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正在加快释放，尤其是为拓展消费市场提供了平台基础。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为纽带，新基建与新消费有了同频共振的基础。疫情之下，总需求中的出口和制造业投资有所萎缩，房地产依然在调控中，很大程度上只有消费和基建投资可以发力。其中，消费处于恢复状态，基建则可以由政府和社会资本共同发力，且它短期是需求、长期是供给。短期看，消费和基建是平行的需求端，二者可产生共振，暂时不构成闭环。但中长期看，新型基础设施建完后产生供给能力，新消费和新基建就能够形成闭环。新基建当中服务生产者的工业互联网等与终端消费者并不直接相关，而5G、人工智能、物联网、数据中心等新型信息消费市场则是服务终端消费者的广阔天地。

对于发展新经济而言，新基建有两方面的意义和价值。一是，新基础设施与新生产要素、新市场主体、新协作方式、新治理体系等一起，共同构成了新经济发展的五大动力来源，新基建居于其中的基础位置，主要建设内容就是新经济基础设施，尤其是面向“云、网、端”即以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为代表的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基础设施。二是，其有助于应对全球经济衰退对中国的传导性影响以及自发性影响。从短期来看，最大考量就是新基建能否拉动大量需求，以对冲疫情影响和经济下行压力，实现稳投资稳增长稳就业等目标。

在新基建的环境下，消费端将产生积极变化。举个例子，对于企业而言，5G直接带来的效用是带宽与传输效率的大幅上升，比如直播行业和短视频社交，其成本最高之处，是摊付越来越高的带宽费用，而5G的普及会大幅降低网络延迟，相对带宽成本也会大幅下降，在为企业减轻成本压力的同时提高效率。而对于消费者来说，新基建支撑的AI、5G、数据处理等将惠及普通生活服务，也将更懂消费者心理，根据消费者需求倒逼生产者生产符合2C需求的产品，然后继续向上游逆向重塑供应链，这也是2B领域的下一个十年以及新消费的逻辑起点。 

探索新空间：湾区新经济引领项目布局

需求侧改革着眼于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拓展投资。在此过程中，通过从供给与需求双侧发力，调整供需关系，优化区域格局，重塑区域经济增长新动能。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是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为重点，提升创新策源能力和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加快打造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第一梯队”，并专节阐述“积极稳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新经济发展大势下应运而生。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好和竞争力最强的城市群都集中在几个著名的湾区。作为孕育和发展新经济的前沿港湾，湾区在当今世界经济版图中具有突出亮点。从国际一流湾区来看，如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等，以开放性、创新性、宜居性和国际化为显著特征，开放的经济结构、高效的资源配置能力、强大的集聚外溢功能、发达的国际交往网络使之持续绽放活力，发挥引领创新和聚集辐射的独特势能，在经济发展和技术变革中领舞，成为全球创新经济的重要增长极。

在我国，具备大湾区发展条件的区域，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研发机构集聚，科技创新能力较强，通过大湾区规划建设，建立起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新平台、新政策，从而激发科技创新转化潜力，提升高科技产业实力，为我国在国际竞争中赢得更多红利提供有力支撑。这是大湾区发展之所以受到重视的逻辑起点。

推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是“十四五”时期的一项重要工作。从中长期来看，在湾区范畴内，除了国家战略已明确部署且被寄予厚望的粤港澳大湾区，站在中国经济全局观察，事实上还有其他具备一定的新经济发展潜质的湾区，也正在蓄势待发。比如，近年来有专家提出“推动构建环渤海大湾区”，与粤港澳大湾区南北呼应。环渤海大湾区包括京津冀协同发展区、辽中南地区和山东半岛地区等区域多个城市，区域内人才基础雄厚、交通便利、工业基础扎实，具备发展湾区经济的基础和条件。而在长三角地区，近年来浙沪两地围绕湾区经济开发动作频繁，若以上海、杭州和宁波三地联手打造“环杭州湾大湾区”，或将成为下一片湾区热土。此外就是相对沉寂的广西北部湾，作为西部唯一沿海地区以及中国—东盟合作大通道，这些年也一直在寻找新的发力点。

除了通常意义上的沿海湾区，也有一些地区谋划发展沿河沿江的内陆湾区。比如，“两江四岸”就是重庆在城市层面上打造内陆湾区经济带，塑造国际性大都市形象，提升国际化地位的重要举措。还有基于黄河经由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5省区接壤地带所形成的经济地理特点，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为国家战略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提速为契机，提出建设“黄河几字湾区”的动议。不过，因海湾或河湾的天然阻隔，不少尚未开发的湾区交通不便，货物流通和人员商务交流不畅，即便在数字时代大力提倡线上经济的今天，也只有线下具备良好综合条件的极少数湾区，才有真正发展新经济的基础和成为全球创新高地的可能。

从美日等国家的湾区经济在加速发展时期的经验来看，无不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投入，无不构建高效集疏运体系和信息设施，无不加速人流、物流、资金流、商务流、信息流的便捷流动。结合我国当前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新形势，加强需求侧管理的重心在于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拓展投资，而发展湾区新经济无论对于传统基建还是面向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新基建等项目布局而言，都具有中长期的风向标意义。

结语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本文分别从新动能、新市场、新空间等三个维度出发，探讨了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之下，需求侧与供给侧融通协同的逻辑机理以及新基建与新消费同频共振的实现路径，并以湾区新经济为例展望了未来城镇化空间格局和区域协调发展大势。牢牢抓住“十四五”时期新的战略机遇，激活蕴藏其中的巨大需求，挖掘项目机会并做好周密布局，相关企业和项目管理者定能大有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