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克力博士 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新经济智库（CiNE）首席研究员、湾区新经济研究院院长

国际经验表明，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产业升级。回顾二战后的全球经济史，两类国家出现明显分化：一类以阿根廷、巴西、马来西亚等拉美及东南亚国家为代表，经过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在人均收入达到6000美元左右（购买力平价指标）时增速回落，陷入困境；另一类以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经济体为代表，经过更长时期（通常二三十年以上）的高速增长，在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11000美元时增速回落，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速增长，并跻身高收入行列。

两类国家在产业结构上存在显著差异，前者高度依赖资源禀赋，主要出口农产品和矿产品，例如阿根廷农产品占出口商品64%，巴西农矿产品出口占比合计近60%；后者经济结构则以制成品为主，日韩等国制成品占出口商品比重约90%，且制成品内部结构更优，在集成电路等新兴产业方面具备绝对优势。当前，中国已初步完成了工业化，形成了工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农业为辅的产业结构。下一步，如何加强科学研究、利用新技术培育新动能，以创新驱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决定着经济转型的成败。

新工业革命催生创新经济

创新与发展，始终紧密相连。18世纪末，瓦特改造蒸汽机引发第一次工业革命；一百年后，电力技术的出现催生第二次工业革命；1950年前后，计算机的发明标志着第三次工业革命到来。站在全球与产业角度看，蒸汽机、电气化、信息化革命分别改变了之前的生产模式，提升经济生产效率，每一次产业变革都能促使经济在一个时期内高速发展；而随着生产模式逐渐成熟，当时的传统经济发展空间逐渐缩小，经济结构与生产方式实现一次次迭代与升级。如今，人工智能、机器人、物联网、自动驾驶汽车、3D打印、纳米技术、生物技术、材料科学、能源储存、量子计算机等新技术群体出现，吹响了新工业革命的集结号。

每一次的新工业革命，无不以创新为基础孕育新的产业和新的业态，第四次工业革命概莫能外。熊彼特意义上的个人创新活动一旦上升到产业经济和宏观经济层面，就出现了“创新经济”。创新经济既包含新的知识、技术、发明、创造引领下的新产业，也包括传统经济通过业态融合而产生的新业态、新模式。

这些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都是时代变革中优秀的可爱灵魂孜孜不倦的创新产物。一批批掌握技术和驾驭市场的造物者们，正创造出经济界的一个接一个新物种，共同构成了生动鲜活的创新经济生态。而这些玩转技术与市场的灵魂和造物者们创造出的新价值，同时表现为他们可以用货币资本度量的身价，源自他们身上金子一般闪光的东西——每个人独一无二的头脑里装着不同的知识、技能、经验和思想，将成为产生价值的力量。经济学家们把这种力量称为“人力资本”，传记作家则把运用这种力量获得成功（人力资本变现）的一群人称为“知识英雄”。

从这个意义上说，创新经济就是“知识经济”。由新工业革命催化而生的创新经济，简直就是人力资本的孪生兄弟。世界正经历的新工业革命即第四次工业革命，国内谓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前三次工业革命有所不同的是，此次变革让人力资本、知识、管理等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前所未有地显著上升。知识与技能的迅速迭代和创新，大大增加了经济社会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人力资本正在成为创新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并成为提高经济活动生产效率的关键因素。

支撑未来经济发展的潜在力量

创新经济是相对传统经济而言的。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中国的传统经济建立在过去劳动力成本低的基础上，改革开放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当时企业若大搞创新反倒是不经济的。得益于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快速上升，在经历1949-1957和1962-1975年两次生育高峰后，尽管受计划生育影响，人口增长虽减缓，但劳动适龄人口仍不断增加、劳动力供给充裕，由此形成人口红利。充足而成本低廉的劳动力不断从农村向生产率较高的城市工业部门转移，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增长动力，中国也成为了“世界工厂”。

但以2004年首现招工荒为标志，传统人口红利带来的经济增长源泉式微，老龄化日趋严重，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规模驱动力减弱……在劳动力总量萎缩的同时，又叠加着资本回报率下降、世界产业分工模式转变、新贸易保护主义等的多重挤压，一方面使得传统经济陷入更深的困境，另一方面又进一步催生了创新经济，产业升级加速。2013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正如“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随着传统经济模式的难以为继，创新经济自然而然肩负起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担当新动能的重任。

如上表所示，若从投入方式、产出过程、产出结果和社会价值四个维度，对创新经济与传统经济进行比较，那么，创新经济最首要的是以高端劳动力和科技为主要投入（意味着高人力资本投入），通过优秀劳动力之间产生集聚效应，以创新生产为主并处于领先地位，获得高附加值、低替代性产出，处于产业链“微笑曲线”的左段（技术）与右段（服务），实现低能耗、高技能回报、高积累的社会价值。而传统经济，却与之相悖。

以产业经济的视角看，创新经济主要具备两大特点：一是以研发及应用新科技成果、新兴技术为基础，如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新兴产业等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二是以互联网和大数据为基础，以挖掘与满足客户需求为导向，更加重视多元化、差异化、个性化、细分化产品或服务需求。

尽管表现出以上新特点，但以什么样的标准来界定创新经济的范畴？对此，中外学者和业界至今尚无统一说法。不过，既然高人力资本投入和高科技含量是创新经济的核心内涵，从这个角度看，创新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区别不能等同于二三产业的划分。

同时，创新经济发展应该是动态的、前瞻的，既应该具有高成长性的特点，具有逐步替代传统经济、支撑未来经济发展的潜在力量，也应该得到政府鼓励、扶持和保障。这是理解创新经济的逻辑起点。

创新经济发展的趋势性特征

针对创新经济的范畴，国内有学者提出三个界定标准：一是高人力资本投入、高科技投入、轻资产；二是可持续的较快增长；三是符合产业发展方向，即不仅在中国得到政策扶持，也应在世界范围内属于新兴行业。在笔者看来，进一步而言，创新经济发展的具体形态有以下三方面趋势性特征：

一是领域深化发展与跨领域深度融合。借助高科技技术手段，多行业都出现了突破前代行业前沿边际的创新发展趋势，通过深耕自己所处领域，增加业务附加值，用科学的方式确定供给规模，匹配用户群体，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优化供给。同时不同领域之间出现了跨领域融合的现象。比如健康咨询行业借助互联网的实时性，以智能化设备采集数据，以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手段为诊疗辅助方式，结合人工远程会诊，促进医疗资源共享，实现人力、硬件、软件等各方的共同协作。

二是分工更加明确并且技能更加融合。互联网经济的进一步深化促进了多种行业的蓬勃发展，新兴行业对人力资源有着大量新增需求，并不局限于高端劳动力，对基础人力有着同样的需求。但是行业间的深度融合，需要各行业从业者掌握最新技术应用，以提升个人劳动效率。以快递物流行业为例，线上消费发展，促使线上导购、内容编辑、物流、快递业的从业人员增长。在物流快递行业中，不仅有基础配送人员，还有智能仓储与配送设备的研发人员，无人驾驶技术研究人员。而智能设备的应用有要求一线工作人员掌握基础的新设备操作与基础维修能力，员工要根据业态发展而不断在工作中学习掌握更加高效的先进技能。

三是服务深度广度扩展且社会责任更加重要。服务消费在创新经济背景下尤为重要，第三产业出现更多新兴服务领域以满足人民日益多元的需求。各个产业间联系更加紧密，工业品中服务价值增值比重会更大，产业界产品促进服务业提供更优质服务，服务导向更加明显。在服务内容与深度发展的过程中，创新经济出现了市场性和计划性、标准化和差异化、生产和消费、金融和实体、竞争性与垄断性等相互融合的全新特征。创新经济作为技术变革、产业升级和人性需求的产物，也因此有赖于更高的人力资本投入。

当前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创新经济迎来蓬勃发展的势头，必然对经济增长内涵与质量提出更高要求，从而对提升人力资本等各项生产要素水平提出全新需求。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势在必行。而新一代劳动者所具备的技能、水平和素质，又会反过来，以摧枯拉朽的力量不断改变和重塑传统经济形态，充当创新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在新的经济形态和新的生产要素交互促进的历史过程中，也势必要面临一系列新挑战，同时会产生一系列新需求，值得学术层面和政策层面共同关注，共同寻求解决方案。为此，有必要围绕创新经济对人力资本的需求进行研究与观察，结合事实特征与理论逻辑，厘清和找准背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真问题。

人力资本是创新经济核心要素

《2017~2018年中国新经济发展报告》显示：2005年起，中国从事研究和试验发展的人员快速增长，专利申请授权量增长更快。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公布的 2017年全球国际专利申请排名中，前50名中有10家中国公司入围，其中华为、中兴通讯、京东方分别以4024、2965、1818件专利申请数量位居全球第一、第二和第七名。

根据美国期刊专家（AJE）统计数据，中国学者2016年发表近40万篇论文，占世界论文总数的10%，仅次于美国，排名世界第二，其中工程学、材料科学、医学、化学、物理学与天文学等领域论文发表成绩尤为突出。从总量上看，中国在科研投入和产出上已跻身世界前列，随着未来研发投入的进一步加大，中国的创新能力与人力资本水平仍旧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从近年来中国各地近乎白热化的“抢人大战”中也不难发现，一方面，具备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高素质人才备受青睐，供不应求的供求矛盾突出；另一方面，人力资本特别在人才数量、分布、层次等方面与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要求之间适应度和匹配度低、供需错位的情况也较突出（一些城市为此提出了所谓“产才融合”的政策方针试图缓解这方面的突出矛盾）。

由此可见，当前人力资本存量与创新经济和产业发展对人力资本尤其是高端人才的迫切需求之间，存在着明显落差和较大缺口。但与此同时，与传统经济相比，创新经济相关行业的岗位数目和薪酬溢价都出现一定程度下滑——尽管这很可能并不符合一些人对新兴行业应当比传统行业收入高的感性预期。而受此叠加因素的影响，创新经济发展与其日益增长的人力资本需求之间的矛盾随之更为凸显。

新经济增长理论将人力资本视为“增长的发动机”。“发动机”跟不上势必影响运行速度，甚至可能引起“熄火”。当前，随着中国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迅速发展，劳动力人口素质的持续提升也是不争的事实，劳动适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已升至10年左右，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受中等教育人口比重提高尤为明显。但是对比发达国家水平，仍有很大差距。与此同时，中国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受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生育意愿、国家相关政策影响，人口出生率下降和老龄化程度加深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在此背景下，当中国早已进入到了后人口红利期，为了让“第一次人口红利”消失与“第二次人口红利”获得之间不出现真空期，避免“人口负债”，有赖于通过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创造新的增长源泉，使之成为一个总按钮，在延长“第一次人口红利”周期的同时，释放“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潜能。如果说，创新经济与传统经济之间的新旧动能转换，是中国经济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保持中高速增长、实现转型升级的关键，那么，传统人口红利消退和人力资本红利的此消彼长，将为以人力资本为核心要素的创新经济发展提供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