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安邦咨询
推动实现“30.60”目标，是中国结构改革和推动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的内容。近期的政治局会议对“双碳工作”提出了“先立后破”的整体方针，可以说是对目前各地区、各部门“减碳”发展无序化和运动式倾向的纠偏。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统筹有序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尽快出台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坚持全国一盘棋，纠正运动式“减碳”，先立后破，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
自减碳发展目标提出以来，如何实现绿色发展？如何推动双碳目标的实现，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此次政治局会议要求尽快出台2030年碳达峰行动方案，对相关全国性方案的落地应具有促进的作用。不过，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从双碳目标提出到现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内，第一步碳达峰的行动方案仍迟迟不能出台，可能更反映了相关工作的复杂性。实现减碳发展，既不能头脑发热，简单粗暴，也不能不管不顾，而是需要坚持长期性和系统性的绿色发展思路。
安邦智库（ANBOUND）其实也一直强调，实现双碳目标，实际上对于中国而言，挑战和难度将非常巨大。这不仅关系到现有的产业结构调整，也有发展空间的扩展，也有资源的匹配，可以说并不是一件轻松能够实现的事情。这些单纯依靠市场化的方式，恐怕难以推动目标的实现，仍需要从产业上、金融上、以及宏观上建立相关的政策体系，形成一个与绿色发展相协调的市场机制。就此而言，这恐怕并非一个全国性的行动方案就能解决建立绿色发展路径问题，仍需要不断完善和推动绿色发展的机制和内容建设。
安邦智库的研究人员曾经就“先立后破”作出一些解释，认为其强调的还是存量和增量的平衡。对于存量的既有产能，在实现碳达峰之前，仍需要予以保持和维护，避免资源投入的“断档”。央行等金融监管机构已经多次警告，不能对存量的煤电产业等进行“断贷”、“抽贷”等措施，其特别强调需要金融机构建立风险保障机制，以应对“双碳”发展下，存量资产的减值问题。不仅煤电领域，其他化石能源领域都是资本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投入。一旦资金“断档”，将对整个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目前大宗商品的涨价，一大因素就与目前的“减碳”发展有很大关系。目前在能源消费结构中，中国现在是85%的化石能源，煤炭占比仍达56.8%。有市场机构表示，国内定价的焦煤、动力煤等大宗商品价格再度走高，背后原因是供需缺口的存在，而运动式“减碳”或也是触发因素之一。他们认为，当前铜、铁、原油价格高位震荡，输入型通胀总体可控但仍不可忽视。国内煤炭供需错配在短期内仍将延续，煤价高增或促使通胀压力的来源重回国内，而国内一再出现的电力供需紧张，与煤炭生产因“减碳”而压缩产能有很大的关系，煤炭或成为短期内通胀压力的主要来源。
“先立后破”的政策，就减碳和发展而言的关系而言，意味着“发展”仍是优先目标，即不能因为要减碳而牺牲发展的空间。当然，这也不能理解为抢在碳达峰之前，继续扩大“两高”产业的产能，而是维持着存量水平。日前生态环境部称，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发现，一些地方存在盲目上马“两高”项目的冲动，有“大上、快上、抢上、乱上”的势头，必须坚决遏制。同时，“先立后破”意味着对于新兴产业予以大力发展，争取实现替代效应。但在没有新能源领域的规模效应和替代效应形成之前，需要保有现有的存量传统能源。有机构估计，要做到零排放，那么到2060年要达到85%的清洁能源。国内水电潜能已经开发得差不多了；核电站同样受到各方面条件限制，增量有限，更多的仍然需要新能源来补充实现。安永的报告预计，在发展新能源装机方面，预计到2030年中国电源装机总量将增至38亿千瓦，清洁能源装机占比将达68%。未来10年清洁能源装机将增加约16亿千瓦，2020-2030年年复合增长率将达10.5%。这方面需要大量的投入才能实现。而高成本的新能源投入意味着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成本的提高。
尽管目前全国性的碳交易市场已经设立，相关的发电企业被纳入其中。这被看作是减碳发展机制的初步建立，未来仍需要不断的完善。不久前，前央行行长周小川曾表示，无论是碳关税，还是碳排放权的交易，实际上都意味着经济活动需要为绿色发展付出额外的成本。这个成本不仅仅是绿色发展需要投入的成本，更是整个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承担的成本。这个成本过低，则使经济主体没有进行“减排”的动力，也就难以实现“30.60”目标。而绿色成本过高，则意味着企业或居民需要承担更大的代价，不仅无法从绿色发展中获益，甚至自身的经济和社会利益会受到损害。从这个角度来看，实现新能源领域的发展和突破，是存量传统能源领域转型和改革的前提和基础。
因此，就整体思路而言，“先立后破”意味着需要稳住存量，争取时间实现新能源的逐渐替代，从而向“零碳”平稳过渡。重心在于防止运动式“减碳”带来产能的过度去化，造成减碳与经济、产业发展失衡。因此，减碳发展，需要防止因减碳带来发展“失速”，造成转型“脱轨”和失衡。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Conclusion）：
从整个绿色发展的战略规划而言，实现“双碳”目标，不仅是发展的机遇，带来新经济的增量，同时也是一大挑战，实现平稳的“转轨”仍具有相当大的难度和困难。这要考虑转型过程对中国产业、金融领域的各种直接、间接的影响，以及整个宏观经济的整体性、系统性的影响。“先立后破”意味着需要稳住存量，在此基础上寻求增量的突破和替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