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中国经济持续复苏并步入常态化的一年。国家统计局今日（7月15日）发布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53216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2.7%，比一季度回落5.6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5.3%，两年平均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3个百分点。此外，消费、投资、出口等重要经济指标也纷纷“亮相”。

中国经济复苏有何亮点？哪些结构性问题值得关注？下半年宏观政策应怎么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教授进行了相关分析。

01

三股力量，表现不同

刘俏分析，中国经济在疫情之后整体复苏良好，显示出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和旺盛活力。投资、出口、消费，是推动中国经济的三大重要力量。在整个疫后经济复苏期间，这三股力量发挥作用的时间点有所差异，但最终整体连贯起来支撑中国经济复苏基础不断加固。

“跑”得最快的当属出口。上半年，货物进出口总额180651亿元，同比增长27.1%。其中，出口98493亿元，同比增长28.1%。去年我国经济在疫情之后开始复苏，外贸出口在经济恢复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增长速度非常快。

这背后有一些结构性的原因：一方面，中国疫情控制得很好，比较早启动“复工复产”等复苏措施，大量跟疫情相关的抗疫物资出口对外贸起了很大拉动作用。另一方面，很多国家受疫情影响，经济没有完全恢复，这种情况下有许多供需方面的缺口，我国出口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受此推动。目前随着全球疫苗接种增加，主要的工业国家和西方国家，也包括新兴市场经济陆续进入复苏阶段，我们可以观察到我国整个出口数据之中，新增订单数量开始出现收缩趋势。所以，下半年出口的情况可能不会像上半年，或者去年下半年那么乐观。但无论如何，因为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上占有独特位置，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出口基本面应该还会是比较健康的。

相对出口而言，消费和投资，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的恢复有一定的迟滞，但到今年一季度数据也都转正，上半年更是持续恢复。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2.6%，6月份环比增长0.35%；两年平均增长4.4%，比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但4.4%的平均增速仍然低于2019年（2019年同比增长5.8%）。

在刘俏看来，这符合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后的特点，中国经济增长动能正在发生变化。以制造业投资为例，整个制造业在中国GDP的占比这些年其实是在下滑的，这种情况下可能出现制造业投资转正但增速仍低于过往的情况，这是很正常的现象。长远来看，伴随着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新动能逐渐涌现，比如向数字化转型推进的过程中，5G、6G技术的产业导入和运用，加上对“碳中和”目标实现的不断推进，都会带来很多投资的可能性。从长远来看，中国制造业投资依然乐观。

相比出口、投资来说，消费本身是经济生活中的一个“慢变量”。不过，从今年第一季度开始消费数据就陆续转正。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11904亿元，同比增长23.0%，两年平均增长4.4%，比一季度加快0.2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速仍远远低于2019年（2019年同比增长8.4%）。

究其原因，刘俏分析，这与全球经济尚处于疫情之中有关。此外，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之后，动能转换期间可能也会出现一些变化，未来一段时间应该考虑怎样进一步“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增加城市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增加他们的消费意愿和对未来的预期。

总体来讲，消费和投资，今年都会进入一个正常的增长周期；下半年进出口同比增速可能有所放缓。

02

理性看待输入型通胀压力

近期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飙涨，引发了国内对输入型通胀压力的担忧。

刘俏分析，最近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疫情之后很多国家确实都在推出量化宽松政策，使得全世界流动性大大增加。在供给不发生根本变化情况下，过多的货币去追逐有限的供给，就会带来价格上涨压力。

第二，从全球供给来看，也出现了一些矛盾。很多大宗商品因为生产国遭遇一些外部环境变化，比如美洲干旱，再叠加疫情对各国的影响，所以供需之间的缺口还是存在的，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扬。我国是一些大宗商品的主要输入国，这样也引发一种担忧，输入型通胀压力传导至整个中国国民经济体系，会不会形成对最终消费品的通胀压力？到目前为止，这是政策制定者比较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但总体上讲，全球经济会回归到常态，供需之间的矛盾并非始终很尖锐。“我会把目前这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理解成短期现象，当然它确实对中国经济带来了一定的输入型通胀压力。”刘俏认为。

统计局数据显示，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仍处高位。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0.5%，一季度同比持平；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上涨5.1%，涨幅比一季度扩大3.0个百分点。

刘俏表示，PPI上涨速度远远高于CPI，形成了巨大的“剪刀差”。对于企业而言，生产资料与生产要素成本在大幅上升，产品价格调整并不能完全与之对冲，表明我们整个价格体系，从成本到最终产品的价格传导机制其实并不是特别顺畅。因为这种成本上升给企业带来压力，使得企业本身承受了很大利润下滑的压力，这并不利于企业长远发展，特别是当前很多企业本身也面临着“去杠杆”的压力，债务负担较重。从政策制定角度讲应该考虑的一个着力点，是怎么去给这个企业减负：如何把融资成本进一步下调，同时通过一些税收方面的举措，让企业能够恢复到一个比较正常的运转状态。

03

政策应重点关注两大结构性问题

刘俏分析，观察中国经济可以从两个维度来看，一是看总体经济的表现，二是看结构性的经济表现。从总体经济表现来看进展是非常不错的，但是这里面还有很多结构性的问题。比如，消费的恢复并不突出，那么未来如何让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能就值得思考。另外，从微观经济单元也就是企业层面来看，如何推动企业生产经营恢复也是一个结构性问题。

这其中一大难点在于，宏观政策对结构性问题的解决可能很难起到比较大的作用。在应对一些比较大的、突如其来的内外部冲击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起到非常显著的效果，比如过去一段时期的逆周期政策操作，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但是涉及到结构性问题，最终还是要依靠结构性改革。

未来，政策着力点应当重点关注以下两方面：一是怎么去真正提升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而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的作用。二是从企业层面来看，怎么让数量庞大的中小微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在不确定的内外部环境的双重冲击之下，能有足够的利润，能够实现更加稳健、可持续的发展。

一个国家经济长期稳健发展，它有赖于一个比较健康的微观基础。根据市场监管总局的数据，中国市场主体已达到1.44亿。它们基本上构成中国经济健康合理运行的微观基础。所有企业、行业通过上下游关系关联在一起，这种情况下，如果宏观政策能够针对关键“节点”进行打通，就会起到强大的“乘数效应”。怎么让数量庞大的、吸纳了大量就业的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下半年能有更多政策上的获得感，使得它们在新旧动能转换期间，能找到比较好的发展方式和路径，这是政策制定方面需要优先考虑的部分。

那么，下半年政策应当如何发力？刘俏建议，一方面，我们依然应当坚持“以我为主”的、中性的货币政策，以及偏积极的财政政策组合；另外一方面，在制定政策时也需要考虑国际环境变化，以及其他国家相应政策的变化。现在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到了拐点，在下半年可能会收紧。在这种情况下，从应对举措来看，其实没有更好的方法，答案依然是要保持中国经济整体的活力，夯实整个疫后经济复苏的基础。

刘俏表示，在货币政策方面，着力点在于适当地提高流动性，提供一个更宽松流动性的环境，使得企业有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的空间。此外，很多企业面临原材料价格偏高的问题，怎么从供应链、产业链角度出发，真正为这些中小微企业提供必须的支持就变得非常关键。我们也看到现在已经推出许多政策举措，应该说在未来效果会逐渐显现，为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与动能。

刘俏，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金融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十四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刘俏教授在公司金融、实证资产定价、市场微观结构与中国经济研究等方面拥有众多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