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克力博士 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湾区新经济研究院院长

近日，《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下称《意见》）正式公布，中央赋予浙江重要示范改革任务，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提供省域范例。

政策出台的时机，不偏不倚。当不少年轻人被“躺平”的哲学与“内卷”的情绪裹挟，这个端午的前夕，浙江在国家的支持下率先发起了政策“大礼包”。

小平同志讲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大部分地区，然后达到共同富裕。作为“大同”理念的现代阐释，“共同富裕”既不是政治话术，也不是社会空想，而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使命初心。

在中国经济总量突破100万亿，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东部地区有望率先实现现代化之际，探索共富路径成为大势所趋。但鉴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的存在，有必要选取部分地区“先行先试、作出示范”。

作为脱贫攻坚之后一个更加长期的政策，实现共同富裕，势必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努力。那么，浙江凭什么具备先行先试资格？未来又如何当好“模范生”？应当从哪些方面重点切入，探索共富路径？这些无疑都是值得外界关注的。

浙江并非“单项冠军”，何以探路？

从高层到民间，其实大家都很清楚，这些年来，各地发展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亮点，但要论谁能真正蹚出一条共同富裕的路子，还真要多方权衡。

要论经济总量，广东独占鳌头，2020年GDP超11万亿元，被称为“粤老大”；江苏紧跟其后，也突破了10万亿元，人称“苏大强”；然后是山东，逾7.3万亿元；浙江只能屈居第四，接近6.5万亿元。

而论人均GDP，前五名中，浙江垫底，分别是北京、上海、江苏、福建、浙江。再看人均可支配收入，上海最高，2020年是7.2万元；北京第二，6.9万元；浙江以5.2万元排在第三。

的确，在这些维度上浙江不是“单项冠军”，是否妨碍它成为探索共富路径的“全能冠军”？

既然要走共同富裕的路子，首要考量的还是发展的均衡程度。由于比较视角的不同，同样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

比如，以城市经济规模来看，江苏排首位的苏州是排最后的宿迁的6.2倍，而浙江排首位的杭州是排最后的舟山的11.2倍，广东排第一的深圳则是排最后的云浮的29倍。就此而言，江苏的均衡度相对要高。

但仅仅以城市经济规模之间的均衡度来比较是不够的，更要看居民收入水平和富裕程度。

以人均可支配收入为例，除去直辖市，浙江无论城市还是农村的排名，都在全国省（区）首位。而且浙江城乡居民收入比小于“2”，是全国最低的地区之一。此外，浙商遍布全国各地，富者大有人在，只不过未必体现于本地数据，更加藏富于民。

正因如此，作为中央文件，这份《意见》的导言说得明明白白，毫不含糊：“浙江省在探索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具备开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基础和优势，也存在一些短板弱项，具有广阔的优化空间和发展潜力”。

这无疑是对浙江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肯定，对其未来前景的看好。与此前国家发改委对浙江给出的评价也一脉相承，该评价称：“在城乡差距指标、区域发展指标以及富裕程度等各项指标上，浙江都走在全国前列”。

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要研究制定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纲要，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看来，作为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小、区域发展差距最小，同时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省份之一，浙江探路打造共富样板有足够实力和底气，是貌似有争议、实则无疑义的。

均衡化发展，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

落子浙江，国家战略用意，尽在“示范”二字。但这项政策绝非孤零零的，其背后是一套组合拳。

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在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方面，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其中，“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先行示范区、现代化引领区的主体是城市或城区，共同富裕示范区的主体则是一个省。同时被写入“十四五”规划的东部省份还有山东，对应战略是“深入推进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新旧动能转换试验区，亦被寄予厚望。

回到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共同富裕示范区上来，有没有初步积累的发展经验？有没有阶段性的可量化指标？

从既有的发展经验来看，“七山一水二分田”的浙江，数十载大踏步向前发展，同时持续缩小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可以说，城乡融合和区域协同的均衡化发展，一直是其制胜要诀。未来探索高质量的共同富裕，关键路径也必然在于进一步的均衡化发展。

而关于阶段性的可量化指标，在衡量一个地区共同富裕程度时，地区人均GDP、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地区人均GDP最高最低倍差、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最低倍差，城乡居民收入倍差、家庭年可支配收入目标值群体比例等，每一项都很重要。

浙江省委6月11日审议原则通过《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年）》，提出到2025年，人均生产总值达到13万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7.5万元。从人均GDP目标看，尽管在国内仍然低于北京和上海，但从全球看，已达到中等发达经济体水平，也意味着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一项意义重大的探索。

同时提出，到2025年地区人均GDP最高最低倍差缩小到2.1以内，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最低倍差缩小到1.55以内，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到1.9以内。这三项目标，分别跟浙江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三大主攻方向一一对应，重在解决区域发展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以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为例，2020年浙江的数据为1.96，已经远低于全国的2.56，力争降到1.9以下则更显魄力。

此外，还提出到2025年，家庭年可支配收入10万-50万元的群体比例达到80%、20万-60万元的群体比例力争达到45%。这两项意味着，浙江要实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行动计划，目标是基本形成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年收入2.5万-25万元都属于中等收入，中间相差10倍。著名经济学家刘世锦则提出，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是“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50万元之间”。而典型的“橄榄型”社会，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往往超过60%。浙江2025年的目标，无疑是高于这个定义的。

这些指标，强调的都是均衡化发展，无不指向五大新发展理念中的“协调”和“共享”。全面推动协调发展，加快提升共享发展水平。实现目标的过程，重在改革，关键在人。何以激发人们进一步追求富裕的动力，何以消除阻碍共同富裕的障碍？实施和深化“共享式改革”是必由之路。

数字化+绿色化，共同富裕的两大动能

在浙江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2025年主要目标中，除了重点围绕均衡化发展的几组数字外，还有三组比较重要的指标，分别是：

数字经济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达到60%，

人均预期寿命超过80岁，国民体质合格率超过94.5%，

生活垃圾分类覆盖面达到100%，重点生物物种保护率95%……

前一项对应的是数字化发展（数字经济），后几项则突出了绿色化发展（大健康+生态）。二者与均衡化发展共同构成了共同富裕的“一体两翼”。其中，以均衡化发展为一体（内核），以数字化发展和绿色化发展为两翼（动能）。无论是数字化，还是绿色化，都以均衡化为依归。

数字化发展，彰显的是五大新发展理念中的“创新”。当前，浙江以数字化改革为引领，撬动全领域改革的制度机制创新，打造最优营商环境、投资环境、干事环境、政商环境，促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发展，是提高数字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缩小城乡和区域数字鸿沟的有效途径。

为缩小城乡和区域差距，浙江提出打造山海协作升级版，推进跨山统筹，持续促进后发地区26县加快发展。以发达地区和加快发展地区之间的创新合作为重点，研究发达地区的技术、人才、信息等要素向加快发展地区转移的有效途径。

绿色化发展，体现的是五大新发展理念中的“绿色”。浙江在全国率先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人的健康，可持续推动生活、生产、生态“三生融合”，既不为经济发展舍弃环境，也不为环境放弃经济发展。譬如，在安吉、德清、余杭等地农村，过去卖矿石，现在转变成卖文化、卖旅游，生活富裕，环境优美，生态优良。

创新生态保护机制，至关重要。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同时，也要注重多元化、差别化，在区域生态补偿方面更要多元化。如加大对限制开发区域、禁止开发区域生态保护财力转移支付力度，提高全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标准，完善生态保护成效与相关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挂钩机制等。

为全国探路，率先实现共同富裕，是浙江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必答题。夯实共同富裕之基，需要探索建立先富带后富、推动共同富裕的目标体系、工作体系、政策体系、评价体系。

总之，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将是经济社会长期存在的“成长的烦恼”。对此，我的建议是，在动态中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这两对经典关系，推动均衡化、数字化、绿色化“三化”发展，浙江或可探索出一些有益经验：

均衡化（促城乡融合发展，中等收入群体倍增，橄榄型社会结构）

数字化（科技引领，创新驱动，数字赋能；优化营商，升级产业）

绿色化（双碳目标，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健康生活，三生融合）

当然，无论前路多美多曲折，唯有不断“做大蛋糕”，才能持续“分好蛋糕”。这是通向共同富裕的不二法门，也是浙江当好“模范生”的正确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