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克力博士 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湾区新经济研究院院长
新经济本质是新价值创造。身处新格局下，要学会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并从中创造新价值。鉴于“十四五”内外环境仍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和风细雨有时，惊涛骇浪有时。对于不少企业以及各级政府而言，这恰恰是亮功底、见真章的关键窗口期。如何穿越周期，在不确定性中规避风险锚定价值？
一、“十四五”贯穿三大关键词
“十四五”以创新为核、强调科技自强，其提纲挈领的关键词可浓缩为一个主题、两个轮子和三个“新”。这三大关键词展开出下面三句话，以之作为“十四五”新经济发展的大形势、大环境、大前提来理解和掌握，从中发掘新机遇与新价值。
一个主题：高质量发展
中国经济在“十三五”彻底告别了高歌猛进的快速增长期，受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以及深刻的内外环境变迁洗礼，如今正式驶入了“十四五”新运行轨道。唯GDP情结被摒弃后，以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作为运行目标，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体制机制障碍成为兑现时代新主题的必由之路。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个主题，我认为还有更为鲜活也更为落地的四个关键词——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生态化协同、人文化跃迁。
两个轮子：国内国际双循环
后疫情时代，全球需求持续衰退，中国经济在承受下行压力的同时面临供需两端的双向挤压，也面临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变，因此需要大力发展服务14亿人的内需市场并建立统一的国内大市场，从过度依赖外循环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向内外双循环共同促进模式。但绝不是要搞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要形成开放畅通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二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即内循环和外循环“双轮驱动”。故称之为两个轮子。
三个“新”：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
“十四五”时期将处于三个百年的三期叠加期，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度调整期、百年未遇之大疫情的持续影响期、百年奋斗之大目标的历史交汇期，“立足新发展阶段，坚持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贯穿未来创新发展的逻辑主线和中国新价值创造的核心要义。中国经济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政策取向，“十四五”期间将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从供需两端发力畅通经济循环，即牢牢扭住供给侧改革主线与注重需求侧管理统筹兼顾，重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构建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与更高水平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二、双循环引领新发展格局
在中国经济构建双轮驱动的新发展格局目标下，“双循环”成为新发展战略的代名词。应当将“双循环”放到整个中国经济发展全局和全周期来理解，而不应视之为与其他发展动能等量齐观的一种力量。“双循环”有两个维度，其中“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意味着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意味着双循环畅通高效。
由内而外统筹新发展格局
在“十四五”期间，“双循环”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轴，是新旧动能转换接续的一个总机制，它由内而外地全方位统筹了新发展格局，主要涵盖了总体改革发展、区域协调发展、产业创新发展、对外开放发展等四方面。
一是引领总体改革发展，重在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坚守中性竞争原则，优化营商环境和政商关系。
二是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十四五”期间将从城镇化转向以核心城市群、都市圈带动的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加快京津冀一体化、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等三大区域发展，推进成渝经济圈、海南自贸港建设。
三是促进产业创新发展，“双循环”新格局下需进一步铸链强链引链补链，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价值链深度融合，迈向中高端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
四是推动对外开放发展，促进市场主体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增强活力，通过提升改革牵引力、强化开放支撑力、加大创新驱动力，激发市场源动力，让“双循环”引领“十四五”新发展格局。
新经济新动能加速发展
“十四五”期间增长最快的，也恰恰会是相对以前“补涨”较多的，即这次疫情催化和加速明显的新经济新动能领域。从中长期来看，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可更多关注：
新技术。包括科技自立战略导向下的第三代半导体材料、上游核心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以及产业技术基础等卡脖子领域，以及其他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
新需求。基于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信息技术为发展数字经济、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提供需求载体，如办公、教育、医疗及公共服务等深度在线化。
新基建。顺应未来产业变革需要，进一步发展以信息网络为主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布局产业链创新链筑牢国之基石，为城市智慧化发展注入新基因新能量。
新模式。新技术产业化加速大量创新应用和产业形态，扩大新供给形成新的经济模式，这些创新应用不断催生诸如5G手机、车联网、智慧城市等新产品新业态。
新场景。数字科技重塑商业，新场景培育新物种，新物种开辟新赛道，新赛道成为主赛道后不断裂变出更多新赛道，千姿百态的新场景、新物种、新赛道共同形成新经济生态系统。
三、新经济迎来产业新机遇
对新经济发展而言，“十四五”究竟只是面向未来的新节点还是有望开启的新纪元，现在为时尚早难以判定。但从发轫于疫情下的新基建与新消费来看，二者的协同融通，无疑将在“十四五”衍生出若干新机遇和诸多新变化。
新基建与新消费共振
作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代表，新基建是促进科技和消费创新的驱动器，新消费则是进一步稳住和夯实经济发展基本盘的压舱石。新基建与新消费基于共同的数字内核和智能机理实现同频共振，加速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占有率，促进企业流程再造和供应链协同创新，加快产业迭代兴替。
随着“十四五”即将进入数智化发展的黄金时代，以新基建与新消费为需求载体，供给侧改革、需求侧管理和制度创新赋能，将进一步打破传统物理边界和要素市场化体制机制约束，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产业深度融合、治理能力提升；以新消费和新基建为市场两翼，推动产业融合创新和数字化转型，将不断构筑以新基础设施为运行基础、新生产要素为内在源泉、新市场主体为有生力量、新协作方式为组织形态、新治理体系为长效支撑的新经济生态系统。
当然，“十四五”在给新经济领域带来百万亿级产业互联网大市场的同时，有望形成以改革为新经济拓空间、以新经济为改革添动力的可持续良性互动新格局。
穿越周期，锚定价值
在2020新经济大会上，我曾对企业“十四五”建言并提出“新经济五诀”系统论，即“一个基点（双循环战略）”、“两大抓手（消费×科技）”、“三破三立（新经济法则）”、“四维整合（新场景再造）”、“五新驱动（高能级跃迁）”。
鉴于“十四五”内外环境仍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和风细雨有时，惊涛骇浪有时。对不少企业而言，这恰恰是亮功底、见真章的关键窗口期。如何穿越周期，在不确定性中规避风险锚定价值？我想送给企业家们一句话，总共24个字，有三个要点：
一是“放大格局，提升使命”，国家和企业都需要构建新发展格局，企业的底座是商业和人，塔尖则是格局使命，外部越混沌必须内心越笃定；
二是“死磕痛点，创变价值”，善于捕捉用户不断转移的痛点并满足其需求和体验，持续做商业社会的造物者和创变者；
三是“抱团取暖，众行致远”，单打独斗还能生存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唯有与智者同行、与善者同频、与高人为伍、与贤良共生，携手协同，和衷共济，方可能“避险于未发，制胜于无形”。
四、新价值来源的长期思考
新机遇与新价值并非横空出世，其中的许多都是酝酿已久。从“十三五”到“十四五”，以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为发展动力，以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政策方向，有若干问题值得持续关注与思考。在此谨提出以下几个中长期的议题，权当抛砖引玉。
如何推动经济升级
所谓经济升级即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经济的提质升级。如何达到提质升级目标？寄望于改革。具体路径之一是城镇化，以及乡村振兴。其中，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是基于体制改革的制度建设，和基于人全面发展的立体保障建设即“人的城镇化”。因此是一系列改革的集合，是一个“改革群”，是市场倒逼并由市场决定的一场变革。
中国经济所面临中长期挑战，是发展机制及体制性障碍，纵向看是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横向看是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就地方经济而言，影响区域发展的首要因素是领导力，其要义在于：能否对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清晰划分，能否对有为与无为的领域有效区别，能否对法治与人本的精髓真正掌握。
以我的理解，中国经济提质升级应该是从宏观到微观、从政策到法治、从数量到质量、从低效到高效、从灰色到绿色、从物本到人本、从私享到共享的全方位升级。可以说，中国经济提质升级的过程就是制度性转型的实现过程，也是现代中国梦的一次圆梦之旅。
能否升级与圆梦，主要取决于改革能否顺利推进。改革主要是缩小以下两方面的张力：一方面是公众日益增长的对公平与环境等民生方面的诉求，另一方面是社会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以及日益恶劣的生态环境问题。唯有实施“共享式改革”方能带来“共享式民生”，方能驱动中国经济“共享式发展”。
如何激发创新动能
创新位居五大发展理念之首。如何把创新搞对，无疑成为中国未来的关键命题，成为实现众多目标或者说打开层层枷锁的那把钥匙。创新的可测度方式和指针有很多，其中，鉴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主要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等，应视为创新最重要的指针。
如何让创新真正成为经济社会运转的新动能？从“创新的魔咒”或“创新力迷局”的视角出发，需要回答中国为何创新力不足等类似问题，可基于投入产出比的经济计算来考量。有关中国创新投入的效率问题，经合组织的看法是，虽然中国在创新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但有部分被浪费了；官方选择的扶持对象和市场脱节，不少成果缺乏价值，仅仅依靠拨款存在。其结论是，应该放宽对企业的管制。不可否认，来自结构性、体制性的因素制约着社会创造力积累和发挥，阻碍着经济社会质的进步。要想避免创新流于口号，不能寄望于加大经费投入，而应找到推动创新的动力源。
从这个认知逻辑出发，创新驱动的重要前提、同时也是其应有之义，正是体制、机制、法治等制度层面的有序创新。关键在于，能否落实执行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顶层设计部署的改革战略，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如今对创新逻辑的理解正在进一步清晰，创新已经摆在了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也就是要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同时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从微观经济学着眼，应当继续不遗余力地倡导创新创业，并给予全方位的实质支持。
如何重塑市场边界
作为新一轮改革的重中之重，构建发展新体制、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尤为值得关注。
一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其精髓是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同时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本次行政体制改革的一大亮点，就是借鉴并逐步实施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二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合理分配事权与支出责任，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并赋予地方政府与事权相匹配的税收管理权，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同时需建立全面统一的预算制度，将政府所有资金均纳入预算管理，政府对于资金运用需要符合经审批后的预算要求，且受到各级人大预算监督。改革后财税制度将使财政资金运用更加公开透明和高效，防止腐败现象蔓延。
三是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领域，同时发展普惠金融，有望提升金融对实体经济服务效率，并将拓展社会投融资工具，缓解长期以来金融抑制现状。与此同时，进一步深化利率市场化，稳步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
四是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在市场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之手应退避三舍。将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引入到所有市场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破除计划经济思维，尽量减少政府微观干预，构建真正的市场经济，这对于创新和完善政府宏观调控方式有重大意义。
五是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通过自贸区试点，进一步扩大中国对外开放领域，不断激发经济发展新动力和新范围。通过进一步双向开放，促进国际资源配置对中国经济效率提升的正面作用。
随着目前各项改革措施稳健推进，建设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更加深入地融入世界经济产业链。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率，也对国际市场产生更加重大影响。只有坚持不懈完善各项改革措施，发挥市场机制优势，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才能兑现大国承诺，让其他经济体搭上中国经济发展快车，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如何加快数字化品牌化
中国经济的整体升级，需要从依赖要素驱动转向依靠创新驱动、从依赖投资和劳动力投入转向依靠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力提升。这也要求我们直面中国制造业在创造性、质量、品牌方面的三大短板。
不容否认，我们是在失序的市场环境之下，缔造出的制造业大国。在中国制造赢得声誉和突飞猛进的背后，清晰可见的是，世界经济体竞合背景下，卖苦力式的粗放型增长消耗了中国大量不可再生资源和能源。在承受着环境污染的同时，中国制造还险些成为劣质品的代名词，并且背负着倾销的恶名。
难怪有人心有不甘：错过了工业革命、落后于信息革命时代，难道我们真就甘心守在“微笑曲线”的末端？所谓微笑曲线，即附加价值曲线，就是通过品牌、行销渠道、运筹能力提升工艺、制造、规模的附加价值。
而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就是要让我们的产品和服务更多向“微笑曲线”两端渗透，创造更多的价值。回答的是这样一个近乎赌气的问题——如果不靠资源消耗、人海战术与价格战，中国人又该拿什么去竞争明天、赢取未来？
品牌的缺失，一度被视为中国制造不可打破的宿命。现代中国脱胎于典型的传统农业社会，直到今天，我们从后农业社会朝现代社会的转型仍未完成。在过去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中，并无严格专业化分工的需求，强调的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只要产品本身质量尚可，服务、行销、创新与附加值等等几乎很少被考量。从而，在渐趋专业化市场化竞争的今天，那些自发形成的百年老字号终于无可奈何地败下阵来，大多已折戟沉沙，渐成尘埃。
所幸的是，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淘沥了象征农业时代商业图腾的老字号，也催生了许许多多重视品牌的新业态、新经济。有如朝雨涤荡，在经历纯粹逐利的恶性竞争以及由此而生的恶性局面之后，急转直上，这个时代的人们发自内心对品牌和创新等新经济价值的尊崇，已经要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为强烈。
如今，中国制造新时代目标有三大描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未来中国商品的增值点，将主要依靠专业化的品牌建设。品牌建设有赖于体制保证和制度支撑。
在这个以品牌为内核、创新为标尺的新经济时代，我们希望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积极利用现有优势不断进行品牌耕耘，直到融入全球商业的流光溢彩。这是中国经济的新动能之一，也是新经济价值的重要体现。
如何释放智慧人口红利
历史学家黄仁宇曾追寻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结论是：别的国家实现了数字化管理时，近代中国还不能合理运用数据。正如《大数据时代》中所说，大数据的核心就是预测。在不久的将来，世界许多现在单纯依靠人类判断力的领域都会被计算机系统所改变甚至取代。
大数据时代不仅仅是作为技术发展的副产品而来的，它是人类进步发展所带来的价值多元、目标分散化的时代特征所决定的一种“必然”。那么，面对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究竟应如何应对呢？
毋庸置疑，大数据技术在实际层面的运用，已然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大数据也在潜移默化中重塑我们的生活、工作和思维方式。数据开发成为理解和解决许多问题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而数据的开发，从根本上来说离不开人本身。人们对数据的开发和利用激发全社会的智慧和创意，能为人类自身和社会带来巨大的数据红利。
从哲学的角度看，工业文明的基本逻辑是和西方的哲学体系高度契合的。西方的哲学体系比较强调逻辑、物质的力量，这和工业文明所依赖的机器、分工协作是契合的，因此工业文明起源于西方并在西方高度发达，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到了网络文明阶段，又开始回归到人自身去探求世界发展的原动力，因此重视人自身是网络文明的基本逻辑。
反观东方哲学思想，大多是更强调人自身的力量，从这一点上来看，是和网络文明的基本逻辑高度契合的。因此有理由相信，在网络文明时代，中国等国家将会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就此而言，从淘宝、微信的商业实践上，已经能看到些许端倪。
我们也可以把新经济时代的商业称作是开发、分享人的资源的商业，这不同于以往的劳动力人口红利，而是一种新的人口红利，可把它称作“智慧人口红利”。
劳动力人口红利的时代已经告一段落，现在正进入智慧人口红利时代。所要分享的已经不是单一劳动力通过劳作所创造的价值，而是要想办法把每个人头脑里面已有的和潜在的创造力，都变成是企业的价值、社会的财富。
这一价值的释放过程，就是新生产力的开发、使用过程；这些新生产力，即兴趣、爱好、分享、社交等在工业时代都不是生产力。如果在思考企业转型时，能够把这些生产力都变成是企业经营的一部分，就可以占领新产业生态的有利位置了。
而文化的传播并不一定需要高昂的成本，所以并非一定要通过分摊的方式来做生产方的规模经济效应，而是可以借助于网上社区的力量，让每一件商品或服务具备自我扩散的能力，从而形成网络规模经济效应。
如何养成数据新思维
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政府与市场之间协同作用的发挥。公共管理转型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有之义，提高行政效率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追求效率应是公共管理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与追求经济效率原则不同，这里所说的追求效率是指尽可能使一件事情、一项任务快速圆满完成，最有效利用所掌握各种资源使公共计划得以顺利进行。公共部门能否高效运作是判断其管理体系是否优良的标准，也是衡量能否获得公共认可的指标。保持高效率，表明能够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实现管理目标。
转变公共行政传统，大力推动职能转变，推动精确行政、数据行政管理改革。如今面临的是一个大数据时代，对各项工作准确度的要求大为提高。提供具体公共服务、设计具体制度安排，都需要建立在一定的数据收集基础上。同时，经过大量数据收集而做出的数据决策，能更好满足公众物质和精神需求。
从根本上来说，职能转变就是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执政，也就是要形成科学的行政体制和决策机制，这是科学行政的前提。提高管理社会、协调各方的能力，建立起一套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的管理制度，从决策到执行等环节，都要建立在强大数据支持之上，树立一种“数据说话、数据管理、数据决策、数据创新”的思维习惯，保证能够有效运用手中掌握的资源为民谋利，为国家发展提供推动力。
建立在数据基础之上的政策和决策，可以加深对管理方式方法的理解。同时，也需要考虑与数据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包括数据的准确性、获取的可能性等。有人说，一国能拥有什么样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由其执政能力决定的，而执政能力强弱往往又由所坚持的行政理念所决定。不同的行政理念，自然导致不同的结果。
与此同时，建立在数据基础上的行政观念，作为一种新的公共管理理念，可以为具体行政实践提供重要指导作用。由此匹配一种新的公共管理方式，有利于改进执政效率、节约行政成本，也有利于提高公众认同感。
因此，实现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健康发展，需要树立和落实一种数据管理、数据决策的管理意识。一方面，要坚持把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经济发展速度、质量、结构、效益的相互统一等美好的愿景，作为执政管理的目标；另一方面，更要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因时因地把新的科学工作作风贯穿于公共管理各个环节，在科学管理理念和方式的引领下，促进社会进步与经济繁荣。
如何弘扬创业家精神
毋庸置疑，我们生活在一个思想观念快速迭代、商业模式层出不穷的时代。无论对思考者还是对行动者而言，这都可能是个好时代。
作为新经济的支撑性力量，互联网像电，像空气，有时候它的无远弗届，令你几乎很难去感知它。今天，我们对互联网已经毋庸再做一些浅层次理解，因为它已然成为一股摧枯拉朽的伟力。具体而言，互联网的应有之义或者说它对于世界的价值、对于我们的意义，一是拆墙，拆观念之墙、心智之墙；二是破笼，破市场之笼、行政之笼；三是平权，平民生之权、社会分权。这些可能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背后隐含的深层次价值。由此出发，落地在技术应用与商业模式之间，才能有望形成一个自洽的逻辑与价值的闭环。
身处去中心化的生态中，互联网特性所对应的，更多是一种边缘创新或边缘革命。这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对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来由的重要解释。另外，科斯对中国还有一个判断：我们需要一个思想市场。这点在他看来，正是制约创新型社会发展的内在短板。而未来的诸多机会，也蕴藏于思想市场潜在的无穷创造和无限繁荣之中，其中也有专业智库长期的用武之地。
在推动新经济战略过程中，亟需激发和弘扬创业家精神。尽管我们周遭不乏创业者，也不乏企业主或商人，但那种不改变世界誓不罢休的创业家精神，却是这个时代持续需要的。对新经济时代的多数人而言，既需要在新发展阶段和新发展格局中更加心态平和，与泡沫共舞；也需要在产业转型和经济升级中更加理性乐观，苦练好内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