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克力博士 中国信息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新经济智库（CiNE）院长

3月4日的《参考消息》以大篇幅聚焦成都，围绕陆空国际双枢纽、产业集群发展、多重机遇叠加等内容，刊发文章《成都：一座国家中心城市的世界胸怀》，引发热议。

除却网红打卡的“人设”，成都究竟因何备受瞩目，靠的到底是什么？尤其在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壮大数字经济等领域，这座四川省会城市又做对了什么？

“硬件不硬  软件不软”将成过去时

近年来，四川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省会成都积极推进新经济发展，其他地市也努力行动，分别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此前在成都举办了“数字天府 智投未来”为主题的中国数字经济投融资云路演，四川有6家数字经济企业代表登上路演舞台，展现各自科技实力。作为当地的新经济代表，分别涉及到卫星互联网、人工智能技术研究和应用、区块链安全、数字图像动态范围匹配技术、数据挖掘、四网融合智慧场景建设等领域。

这些案例，放在成都、放在四川乃至整个西部，不可谓不硬核。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对其“硬件不够硬，软件不够软”的传统印象和评价。

作为成都新经济战略顾问，笔者长期跟踪观察得出一个结论：这种硬核化的趋势，离不开新经济发展思路的“跃迁”。不妨引用当地主政者的一句话，出自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范锐平。他说——

“要把着力点放在硬科技的引入和黑科技的转化上，充分发挥大数据作用，描绘‘硬核科技’图景，通过发挥生态圈的集成作用、产业资本的促进作用、应用场景的吸引作用和要素资源的富集优势，形成综合性竞争优势。”

对此，我们可以用新经济发展的因势利导来加以解释。发展硬核科技，是顺应新经济科创1.0转向新经济科创2.0发展趋势的及时之举。

新经济科创1.0，主要侧重在商业模式创新和业态创新，是基于互联网的网络效应和规模经济的产物，如今随着人口红利式微和流量红利消退，产业组织的主导逻辑由规模经济转向范围经济，此时技术能力的比拼就显得更加重要，由此催生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即新经济科创2.0。

以大数据与智能化为基础的新兴技术力量尤其是硬核科技，将在其中唱主角。惟其如此，新经济发展的“骨骼”，才能成为铮铮铁骨。

都说科技是21世纪大国竞争主战场，城市经济是一国经济的重要组成。尤其对于国家超大城市而言，实施以发展硬核科技为支点的新经济发展战略，向建立高壁垒的科技行业矩阵布局，对大型城市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打造世界级节点城市，无疑具有长效支撑和带动作用。

发展硬科技离不开软环境。以天府之都的成都为例，恰恰在环境上够软够巴适。这里的软环境，一方面包括人文自然生态环境以及创新创业营商环境，另一方面包括人才、高校、科研条件。这些基础优势有目共睹。

硬核科技并不是人们印象中冷冰冰的装备和机器，而是高素质的技术人才和企业管理者实现从技术到市场的惊险一跃所依托的创造性载体。一座充满活力和机会并且开放包容的新经济城市，真正的人才是无法抗拒的。

万物智联新场景营造者新机遇

笔者于2016年提出“三破三立”新经济法则，即重塑边界先“破界”、重构介质先“破介”、重建规则先“破诫”，战略创新需“立志”、战术创新需“立智”、制度创新需“立制”。

后来，又以“三破三立”新经济法则为底层逻辑进一步提出了“新基础设施、新生产要素、新市场主体、新协作方式、新治理体系，共同构成新经济发展五大动力来源”的“五新”驱动论。

“三破三立”新经济法则与“五新”驱动论，共同构成了“335新经济理论框架”。

如何理解新基础设施、新生产要素、新市场主体、新协作方式、新治理体系这“五新”的多轮驱动？

如果从新经济发展的全生命周期出发，可定位其中新基础设施是新经济发展的运行基础，新生产要素是新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新市场主体是新经济发展的有生力量，新协作方式是新经济发展的组织保障，新治理体系则是新经济发展的长效支撑。

综合贯穿新经济全生命周期的这五大动力来源，对数字时代的公共政策及其效能可以有更新的分析框架和更宽的评价视域。

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水平的新基建提供高品质的基础设施，新基建对中国经济开启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当前，总需求中出口和制造业投资都在萎缩，房地产依然在调控中，只剩下消费和基建投资可以发力，其中消费正在恢复，基建可以由政府和社会资本共同发力，且它短期是需求、长期是供给。

短期看，消费和基建是平行的需求端，二者可产生共振，暂时还不构成闭环。但中长期看，新型基础设施建完后产生供给能力，“新基建”和“新消费”就能够协调发展形成闭环。“新基建”当中服务生产者的工业互联网等与终端消费者并不直接相关，而5G、人工智能、物联网、数据中心等新型信息消费市场则是服务终端消费者的广阔天地。

因此，从以上分析框架出发，如何看待前面提到的来自四川成都的6家数字经济企业登上“数字天府 智投未来”云路演舞台？事实上，他们是分别作为来自卫星互联网、人工智能技术研究和应用、区块链安全、数字图像动态范围匹配技术、数据挖掘、四网融合智慧场景建设等领域的硬核科技力量，成为数字经济新基建构筑者、万物智联新场景营造者的代表。

对各家企业而言，最重要的考验同时也是最值得期待的机遇，在于这些商业应用能否真正有效转化为持续的新消费，给社会带来新价值，给消费者创造新盈余。

上述过程中，聚合新要素至关重要。

硬核科技要转化为生产力，必须有效聚合互联网技术以及平台驱动的“三驾马车”即数据、算法、算力等新要素，以及以人才为本的人力资本等要素，通过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引领基于技术与市场的创新演化，形成可落地、可复制的商业闭环，在疫情下促进消费回暖和经济复苏，并在疫情后持续发挥产业功能。

其中，运用大数据对人群进行精准画像，基于平台新要素的精准识别特性，可以为精准施策提供科学依据。借助必要的算法保障和算力支持，“让数据说话”成为发挥其真实效用的要义。

在大数据、云计算、AI和区块链技术群中，数据是最宝贵的资产和持续进化的源泉，算法是有效分析和挖掘数据的方法和法则，算力则决定着数据和算法发挥的潜力。

如果说，数据、算法、算力三者“协奏”着新经济舞台下一个乐章最澎湃的新要素进行曲，那么，成都正在挺进舞台中央。

数字时代产业互联网方法论

与此同时，就像成都正在做的，围绕“五新”即培育新主体、发展新赛道、建设新载体、供给新场景、营造新生态，助力一批高成长的新经济代表性企业成长，形成创新要素聚合度高的上下游产业链，加快智慧城市与产业互联网发展，加速实现高效能治理和创造高品质生活，建成现代国际化新经济大都市。

首先，作为数字经济新基建构筑者、万物智联新场景营造者，这些新经济企业的科技优势和业态特点，有利于赋能智慧城市建设。

当前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治理生态急需升级，智慧城市进程将会加速。城市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这次疫情已经成为人类有史以来的罕见事件，也成为全球城市治理能力的一次重大考验。

对城市而言，发生重大而蔓延式疫情一定程度上是信息不可溯源、控制信息传播无序、调度低效等问题导致的，这就要求预期建立市民基本信息都被掌握，定位可精确追踪，流出人口可被定位，智慧城市价值凸显。而以交通管理、物流供应链、应急灾备、信息溯源、全面数据化甚至具备了人工智能的灾备预测等功能的智慧城市，可以最大限度把灾害降到最小。

不过，智慧城市不是大而化之的笼统概念，需要构建以新技术主导的新基础设施、新生产要素、新市场主体、新协作方式、新治理体系等前述“五新”驱动系统，而新基建要改变传统的政府主导投资模式，应当以市场化企业为投资主力。

笔者近年来一直在倡导一种新型模式，把构筑这种新型城市生态综合体的数字化、智能化、产业化社区单元称为“新都市产业社区”。

可以说，对于“天府之国”乃至整个中国而言，“新都市产业社区”是智慧城市的重要解决方案。智慧城市既需要城市整体上有系统性的顶层设计，但也绝不能忽视与产业和消费的协同，未来智慧城市需要由若干个这样具有差异化活力和自组织特性的“新都市产业社区”有机塑造而成。

其次，培育一批高成长的代表性企业，可以构筑具有内在互补性的区域产业平台，形成区域平台生态，有利于产业互联网的发展。

在数字时代，应当更加重视平台经济和产业互联网给经济转型、社会发展与民生改善带来的机遇。以平台经济和产业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新动能正在推动产业升级，以开放、共享、协作为特征的平台机制正在重塑产业体系，数据驱动的平台经济成为产业融合竞争的制高点，作为数字经济2.0的产业互联网则成为科创企业竞逐的新赛场。

当前，平台经济和产业互联网正在助力中小企业提升数字化经营能力、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步伐，也为社会发展与民生改善作出了积极贡献，成为帮助各地政府构建现代治理体系的数字化助手。

为促进平台经济和产业互联网良性发展，成都等新经济城市未来应将对平台治理的重点放在维护运行规则上，包括完善社会信用体系、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实施包容审慎监管、强化法治保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

“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从2017年成都正式拉开发展新经济的大幕，笔者一直乐见其成。至今短短三年过去，新经济产业大势已有所成。

下一个三年，五年，十年，百年，千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