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俏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金融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国家统计局昨日（2月28日）发布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GDP总量全球占比超过17%、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超过GDP增速、研发强度持续提升、金融业增加值的GDP占比达到8.3%……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教授解读：公报披露的一系列数据，勾勒了202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图景，既有众多亮点，也显示了一些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

01

关注GDP总量与居民可支配收入

公报显示，2020年我国经济总量达到101.6万亿元，首次突破百万亿元，全年GDP增速达2.3%，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预计全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72447元，比上年增长2%。按年平均汇率折算，2020年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预计超过17%。

更可喜的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超过GDP增速，达4.7%。2020年全国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达32189元，每月平均2682元。需要指出，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例仅为44.4%，虽有所提升，但占比仍然不高。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提升消费很重要，而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是提振消费的重要途径。所以，“十四五”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继续提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GDP占比，进一步降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为此，我们需要回答：怎么增加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速度，逐渐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最终使得国民收入的分配更多向居民部门倾斜？

02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可极大解决城乡收入差距

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比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高，背后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城乡二元结构。202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40378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31元（月均1428元），与此同时，农民工人均月收入4072元。这几个数字其实已经显示：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可以极大地帮助解决城乡收入差距。

农业2020年贡献了7.7%的GDP，但仍占用了26-27%的就业人口，农业人口向第二、三产业转移是必然趋势，否则农业TFP（全要素生产率）无法提升，三农问题很难解决。公告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856亿，其中外出农民工1.7亿，两个数值都在下降，希望这是短期疫情效应。长期看，城镇如何提供就业机会和平等的公共服务，让农业转移人口能够顺利就业并“live in the cities”，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毕竟，我们的人均GDP刚过1万美元，实现更为包容的可持续增长是经济社会工作的重中之重。

03

关注消费如何发挥基础性作用

2020年消费下降了3.9%，拉低了GDP增长速度。传统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进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分别为-21.7%、95.7%和26%，而消费2019年对GDP增长的贡献曾达到57.8%，2020年增长主要由投资和进出口贡献，这显然与疫情的影响有关。未来一段时间，如何恢复消费的经济的拉动作用，让消费起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作用”，急需破题。

“基础作用”，这是我们对双循环新格局里“消费”的重要性做出的判断。我们测算，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居民消费率将从目前的39%提升到60%左右。这个过程，消费结构也会发生很大变化。现在的服务消费大概占到整个消费的44%，未来十五年可能会达到60%。因此，“十四五”期间的一个重点任务是：怎么逐渐提升居民消费率，改善消费结构（增加服务消费占比）？

04

关注进出口的GDP占比

我们通过分析跨国数据发现，一个国家人均GDP跟外贸依存度之间是反比关系，即随着人均GDP的提升，一个国家进出口占GDP的比例会降下来。

2020年进出口（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GDP占比为36%，比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的60%多已经大幅下降，这是随着人均GDP增长必然出现的变化，是大国经济演进的规律，也是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的原因之一。

同时应该注意，随着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其引进外资的规模会增长。2020年，我国成为FDI（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最大国。当然，疫情是部分原因，国内疫情防控有力、经济快速恢复正常，为外资继续流入奠定基础，同时我们对外开放政策的进一步深化和加速落地，也在一定程度上赢得全球信心。

05

用于基础科学研究的比例呈现增长势头

公报显示，2020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24426亿元，比上年增长10.3%，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4%。

值得关注的是，研发中用于基础科学研究的比例（R&D中的R）达到6.16%，呈现增长势头，希望十四五期间能够达到8-10%。

基础研究的投入比例在欧美发达国家基本在12%以上，美国目前是17%-18%，二战后美国很长一段时间将基础研究的投入比维系在30%以上。基础科学投入占比越高，对底层技术的控制就越有力度。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非常高，但是，我们在价值链的下游对原材料、关键技术、关键零部件的依赖度非常高。为了实现更安全、更稳健、更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增加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非常重要。

06

金融业增加值的GDP占比再度回升

2020年我国M2持续增加，存量达到218.7万亿，是GDP的215%。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金融业增加值，达到8.4万亿，其GDP占比达8.3%。我国金融业增加值GDP占比的历史高点是2015年，达8.4%，其后随着资管新规和去杠杆，金融增加值占比开始下降，2018年降到7.7%。金融业增加值大幅提升与疫情期间我国采用的相对宽松的宏观政策有关。这个过程中，银行信贷、股票债券融资等都大幅增加，增加了金融部门的GDP占比。

值得提醒，金融的GDP占比高意味着金融的中介成本高，一定要辩证看。

金融行业附加值GDP占比在美国约为7.5%。从对经济增长贡献来看，在过去四十年，中国金融发展速度很快，不少指标已超过美国及其他发达的金融大国水平。但是我们产生一块钱金融资产的平均成本是多少？

按照商业银行创造一块钱贷款发生的平均成本估测，五大行平均约3%。而为中小微企业服务的城商行等中小银行，产生一块钱的金融资产平均成本2014、2015年达到8%、9%，这个成本还是非常高。

从这一角度来说，中国金融已达到相当的规模，中介成本却未能降下来。如何把金融中介成本降下来，这是我们思考中国金融时需重点关注的问题。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金融，而是“更好”的金融。

07

平衡“发展权”和“碳排放权”

2020年，煤炭消费量仍占能源消费总量的56.8%，可喜的是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提升到了24.3%，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0%。

未来发展中，如何把握“发展权”和“碳排放权”之间的平衡，实现2060“碳中和”（carbon neutrality）目标，技术创新、提升经济发展效率、加大力度改变能源结构是关键。

需要指出，控制碳排放并不能以放弃发展为代价。毕竟我们目前人均GDP只有一万美元，2035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是第一要义。未来一段时间，贯彻新发展理念，结合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不断优化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在保持增长的同时加快碳排放的降速，是工作的另一个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