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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克力:新基建与新消费共振路径研究——以数字消费券为例

来源:财经网 专栏:朱克力 2021/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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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克力 中国信息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新经济智库(CiNE)院长

新基建与新消费是当前备受关注的两个议题,在后疫情语境下担当着复苏中国经济新动能的重任。这两个议题虽有着不同经济学含义,但在经过数字化助力、被寄予了重启消费厚望的消费券连接下,一座架在新基建与新消费之间的数字桥梁正在历史性形成之中,而产业互联的新经济逻辑及其数字化平台,使新基建与新消费同频共振成为可能。

本文基于消费券政策出台的宏观背景及其作用发挥的微观机理,结合当前各地消费券释放出的消费红利,提出应当从新经济的全生命周期视角出发,客观评价这轮数字消费券的多维价值。作为产业互联新基建的“小试牛刀”,既要重视其眼下对促进消费回补和带动经济复苏产生的即期显性效应,更要关注其对引导新基建、聚合新要素、厚植新生态、培育新消费、助力新主体、协同新治理的远期隐性效应,尤其不应忽视对于提升中小企业的数字化经营能力、健全地方政府的数字化治理体系等方面潜在的积极影响,并建议由第三方机构进一步对数字消费券发挥的综合效应开展更深入的研究与评估。

一、消费券缘起:宏观背景与微观机理

(一)解冻消费和复苏经济的应对之策

疫情之下原本旺盛的内需消费被“速冻”。在海外疫情持续蔓延、国内防控走向常态化、居民收入增长乏力的宏观形势下,持续被压制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随着复工复产得到恢复与改善,亟需实施有效释放消费潜能、促进经济回升的应对之策。其中,消费券成为诸多省市提振消费的首选项,全国多地纷纷投放消费券、消费补贴。国家发改委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 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意见》中就包括了消费券的发放。

除了借助当地政务服务APP发券,越来越多的地方选择了联合互联网平台发券。在以互联网技术平台(微信支付等互联网支付平台)为代表的数字化新基建加持下,电子形态的数字消费券登上了历史舞台。数字消费券成为引燃居民消费信心的导火线,也是平台公司深耕细作切入产业互联网的契机——以消费券为纽带,将更多的终端消费者与更多的行业和地方政府连接在一起,共同促进经济复苏。

(二)消费券的效用基础与传导机制

从经济学原理结合政策反馈来看,消费券的效用传导机制,体现在多个环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其不同层面的微观机理包括:

扩大效应与乘数效应。即通过经济活动中某个变量的增减,引起整个经济总量变动的连锁效应。具体而言,发放消费券带来居民收入的增加,提高了额外消费,扩大了全社会消费支出规模,而消费的扩张又刺激了产品的销售,促进企业加大生产和投资,有利于稳定就业和增加岗位,从而收获可超越刺激消费意义的经济增长。换言之,其遵循的是“刺激终端消费→促进企业扩大再生产→企业用工增加→居民收入提升→进一步增加消费”的经济循环逻辑,在此循环当中,消费、生产、投资(包括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环环相扣,在发挥和放大乘数效应的同时,形成宏观经济的扩张效应。

缓解低收入家庭的经济压力。经济下滑常常伴随企业降薪裁员,人们对物价变化异常敏感,此时消费券还就有了社会救济的功能,对低收入群体的刺激作用更大。发放消费券相当于是政府或企业向民众转移购买力,在特定期限内用于特定领域的消费,从而在短期内迅速提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刺激相关领域消费的复苏,进而带动企业生产经营好转,缓解市场压力。

可发挥过渡时期的特殊政策功能。宏观政策从推出到落地需要有消化期,如果将这种延迟视为一个长期政策,那么消费券就是短期政策,能够显著改善经济低迷时期低收入家庭的生活状况,为中长期政策的落地实施提供缓冲时间,缩短经济恢复的时间,并为下一阶段的发展以及后续促消费、扩内需的长期政策落地打下较好的基础,也即实现短期政策的长期功能。

作为市场竞争力的试金石。商家通过市场竞争运用消费券,可让资金流向其中更具竞争力和更高效的经济单元,使资金效率得以最大化地提高。故此,发放消费券比起直接发钱或直接减免税费,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

从上述分析来看,消费券的确不失为刺激经济的一项选择。尽管消费券的作用原理并不是改变长期收入预期,而是在短期内弥补有效需求不足与供给过剩的鸿沟。但在经济不景气时,或当前的疫情之下,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受到抑制,短期内难以通过收入分配政策改善,而生产部门过剩的产能需要及时消化,不然就会形成积压库存,导致经济重大损失。这时,政府向居民发放消费券,既能短期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改善其生活质量,也能消化过剩的产品,从而令厂商和流通环节回笼资金。另外根据历史上美国、日本等相关经验,消费券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社会救济的功能。

当然,以上分析主要是基于经典理论对消费券效用的解释。而在数字时代的今天,观察消费券的价值视野已经不再仅限于传统理解的生产到消费的最终环节,应放眼于构建在互联网技术平台基础上的数字消费券如何拉动整个经济产业链增长的先导产业,为企业提供针对消费需求的良性生产信号,进而引导资源更为合理配置的实践逻辑。从各地为应对疫情带来的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下滑而采取的消费券发放实践来看,消费券对提振消费和促进经济回升有较为立竿见影的效果,目前越来越多的城市选择与互联网平台合作,向居民发放数字消费券。

二、新经济全生命周期与数字消费券六大效应

笔者曾于2016年创建“三破三立”新经济法则,其中“三破”即重塑边界先“破界”、重构介质先“破介”、重建规则先“破诫”,而“三立”即战略创新需“立志”、战术创新需“立智”、制度创新需“立制”,并以上述法则为底层逻辑,又提出了“新基础设施、新生产要素、新市场主体、新协作方式、新治理体系,共同构成了新经济发展的五大动力来源”的新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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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三破三立”新经济法则

如何理解新基础设施、新生产要素、新市场主体、新协作方式、新治理体系这“五新”的多轮驱动?如果从新经济发展的全生命周期出发,可以定位其中的新基础设施是新经济发展的运行基础,新生产要素是新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新市场主体是新经济发展的有生力量,新协作方式是新经济发展的组织保障,新治理体系则是新经济发展的长效支撑。综合贯穿新经济全生命周期的以上五大动力来源,对数字时代的公共政策及其效能可以有更新的分析框架和更宽的评价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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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新经济发展五大动力来源

因此,对于消费券这项备受关注的公共政策而言,当然也可尝试运用这个新的框架,前瞻性地围绕数字消费券效应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讨论,基于对其多维价值内在化体认与共识性理解,有望促进后续消费券机能的延展及其配套政策机制的完善,更大化挖掘消费券红利。以下将从引导新基建、聚合新要素、厚植新生态、培育新消费、助力新主体、协同新治理等六个维度,解析和展望数字消费券将如何促使多轮驱动下的新基建与新消费“同频共振”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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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数字消费券六大效应

(一)引导新基建:从小试牛刀到广阔天地

本轮消费券之所以称为“数字消费券”(电子消费券),正是因其依托互联网技术平台的新特点。尽管我国在2008年应对金融危机时发放过消费券,国外也有不少案例,但此前基本上都是纸质消费券,相比之下,本轮消费券多了显著的数字“新基建”这层新基因。数字消费券正好契合了“新基建”的大势,或者说数字基建的加快推进,给本轮消费券发放提供了跨越时空的便利条件。

“新基建”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简称,根据国家发改委的定义,新型基础设施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主要包括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三方面。其中,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即数字基础设施,又分成通信网络基础设施、新技术基础设施、算力基础设施,分别覆盖了数据的宽带实时传输与分发、数据存储计算与处理、数据的挖掘与分析决策,以及数据在产业链采集应用以及线上线下的联动,包括了5G、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数据中心等。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有很长的产业链,构成数据从采集到决策以及应用的全过程,既是新基建又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更是新型的信息消费市场,同时也是其它领域新基建的通用支撑技术,还是传统产业数字化的新引擎,助力传统基建领域提质增效。

“新基建”并非疫情下的权宜之计,尽管疫情影响客观上加快了其前进步伐。事实上,自十八大以来,中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已取得了明显成效,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正在加快释放。而本轮数字消费券,以其依托的平台特征观之,恰恰可以看作是产业互联新基建的“小试牛刀”。互联网平台以消费者和商户为架构、以数字化为砖瓦搭建新经济服务大厦,其参与发放消费券就是该大厦“试运营”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数字消费券为纽带,“新基建”与“新消费”有了同频共振的基础。总需求中出口和制造业投资都在萎缩,房地产依然在调控中,只剩下消费和基建投资可以发力,其中消费正在恢复,基建可以由政府和社会资本共同发力,且它短期是需求、长期是供给。短期看,消费和基建是平行的需求端,二者可产生共振,暂时还不构成闭环。但中长期看,新型基础设施建完后产生供给能力,“新消费”和“新基建”就能够形成闭环。“新基建”当中服务生产者的工业互联网等与终端消费者并不直接相关,而5G、人工智能、物联网、数据中心等新型信息消费市场则是服务终端消费者的广阔天地。

对于长期深耕数字科技、连接服务、产业协作和内容文化的平台而言,为消费券发放提供数字技术服务带来的最大外溢效应,正在于以此为入口参与国家“新基建”,加速社会协同生态发育与营造。

(二)聚合新要素:数据、算法、算力的协奏

互联网技术与数据已成为经济增长重要驱动力。牛津经济研究院的一项研究表明,过去30年间,数字技术投资每增加1美元可撬动GDP增长20美元,而1美元非技术投入只能撬动GDP增长3美元。

中央发布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首次把数据纳入要素市场。随着产业结构升级,数据在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凸显。作为数字时代不可或缺的新要素,数据尤其是大数据成为引领高质量发展和创新驱动的新兴力量,加速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占有率,是产业互联的关键生产资料。(1)对企业而言,大规模运用大数据能够放大生产力乘数,加速流程再造、降低运营成本、提升生产效率;而对政府来说,运用大数据构建信息共享和信用体系可改善营商环境,帮助企业进一步实现降本增效和效率提升。(2)大数据实现供需匹配,在为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提供基础性应用的同时,打通生产与服务全流程,提高产业链协同效率,催生产业组织变革。(3)随着大数据应用的日益深化,智能化生产、网络协同、个性化定制等多种服务化延伸模式日渐清晰,呈现研发协同化、生产集成化、经营平台化、服务网络化等态势,带动技术进步与效率提升,加快产业迭代兴替。

从大数据的逻辑出发,数字消费券与纸质消费券相比并不仅仅在于节省印制与发放消费券成本和安全优势,在疫情期间通过线上渠道发放数字消费券,可突破地域限制和减少交通成本及限制,既高效便捷又能避免人群聚集风险,而且从环节控制来看,消费券发放与核销平台拥有大数据优势和算法算力的支持,可以实时追踪消费券的使用时间、地点和方式,政府可以借此不断优化和调整政策。当然,数字化不但有助于及时而精准地追踪掌握发放数量等数据,实现动态调整,还可结合互联网平台实名制注册等手段,控制转让交易等套利行为。在此过程中,数字消费券有效聚合了互联网技术以及数据、算法、算力(平台驱动的“三驾马车”)等新要素,通过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引致基于技术与市场的创新演化,促进消费回暖和经济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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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平台驱动的“三驾马车”

数字消费券运用大数据对人群进行精准画像,基于平台新要素的精准识别特性,为各地精准施策提供科学依据,实现更精准发放,将消费券提供给更需要的人,防止纯粹为发券而发券,避免出现道德风险。在必要的算法保障和算力支持下,“让数据说话”成为消费券发挥真实效用的要义。在平台大数据、云计算、AI和区块链技术群中,数据是最宝贵的资产和持续进化的源泉,算法是有效分析和挖掘数据的方法和法则,算力则决定着数据和算法发挥的潜力。如果说,数据、算法、算力三者正在“协奏”出新经济舞台下一个乐章最澎湃的新要素进行曲,数字消费券至少会是其中小序曲的重要音符。

(三)厚植新生态:从流量红利到价值红利

从平台生态看。发放消费券目的在于刺激消费,一方面覆盖人群和行业越广越好,从而对平台公域流量池提出了要求;另一方面还在于精准触达到更多消费群体,让消费券随手可得。以基于超过12亿月活用户的微信社交流量生态为例,其消费券发放优势及流程如下:

——领券入口多。商家除了在发劵小程序中让用户根据自有需求自由领取政府发放的品类劵,还可以通过活动激发用户抢券;此外,企业和商家可以同时推出品牌劵,通过朋友圈广告投放,向目标消费人群精准传递消费券、品牌活动、线下门店优惠等信息,引导用户领券,再利用公众号文章导流,引导用户线上领券、线下到店消费,从而高效促成交易。由于部分品类券不支持线上消费,企业和商家推出的品牌券的发放也很好的弥补了线上消费需求。一次发券,线上线下渠道双重盘活。而且,基于微信生态的领券入口基本都是零门槛,这也意味着即便是年龄稍大的中老年用户也能参与其中。

——用券方式广。领券只是消费券达成刺激消费的第一步,完成整个闭环还在于推动用户快速用掉消费券,在商家端产生营收,即消费券可以随处可用。除了在线上、线下各种场景中都能核销之外,用户使用时也不必花费太多的学习成本,在手机支付同时自动完成消费券的核销。消费者领券后,可凭品类券到店消费,也可以凭品牌券到店或直接在小程序商城进行消费。以基于位置服务的朋友圈和公众号广告精准引流附近的目标人群,通过派发小样、预约到店等方式引导消费者就近到店,同时,还可以在发券页面实现企业微信导购添加,通过导购一对一沟通,实现更有温度的交易。在这套生态闭环中,对于企业和零售商家,消费券既是即时消费,更是沉淀消费数据资产,进行数字化长久运营的一次“演习”和起点。

——消费闭环链路短。由消费券串联起来的消费闭环链路尽可能短,随拿随用。从领券到用券,消费闭环速度越快、交易效率越高,对消费复苏推动的力量就越大,对商家长效运营能带来的预期也会越高。以眼下最热的直播带货为例,在微信生态下可以实现全链路应用:商家通过朋友圈或者公众号广告,精准吸引目标人群,引导用户进入小程序领券并进行小程序直播预约,直播时边看边买,在互动中用券消费、实现直播间内交易转化。

从消费生态看。经过疫情一役,国人的购买习惯、方式、心智都发生更彻底的转变,数字消费券的便捷性和适用性极大契合了这一变化。依托数字平台与多种业态的互通互联,数字消费券所连通的服务已不同于只聚焦于旅游、购物、教育等传统消费领域的纸质消费券,触角扩展到餐饮、文旅、健康、购车、百货、连锁购物品牌、超市、图书等多元化消费业态,在切实满足消费需求的基础上,也有效助力产业生态的转危为安。

从参与模式看。选定平台进行消费券发放和核销,有助于消费券发放流程的稳定性、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及时掌握实施效果的便捷性,当然也容易强化消费者用券后对该平台的依赖。鉴于平台在参与消费券政策的过程中具有非营利特征,且这类服务从产品技术原理到使用场景并不复杂,为了避免单个平台可能的局限性,在通过市场化竞争选定消费券的承销平台后,再由承销平台联合更多的有互补性功能的平台共同形成生态化数字军团,在产业互联逻辑下发挥各自优势,使消费券这项公益性政策释放更多更深远的“价值红利”。

(四)培育新消费:加快新世代消费迁徙进程

尽管传统人口优势不再,但在提升人力资本、新型城镇化和信息技术、数字经济等新技术新产业领域,中国还有可挖掘的巨大潜力。以直播带货、社交零售等为代表的“新消费”及供应链整合、渠道营销创新能力强的消费品具有中长期投资价值,是其中重要的内生增长新动能。作为以“促消”为目标的一项公共政策,数字消费券对培育“新消费”天然具有本能性的功效。

正如一些分析所指出的,消费券对于消费倾向的短期快速提振和部分行业的中长期重塑,是切断疫情下潜在的“习惯—消费—收入”的消费心理通缩循环的利器。数字消费券相当于借助数字基建为消费者提供了适应“新消费”的预演场,在实现拉动消费的同时,由于所传递的新消费需求,进一步改变着传统消费业态运行模式,同时加速了全民消费习惯新趋势,有助于消费者加速适应切换,颠覆着传统消费路径。“线上消费”及“宅经济”等将成为实际弹性最大的投资方向,95后、00后所领军的“新消费”跃升为消费主导的时间大大缩短,加快世代人口与消费的迁徙进程。

在消费券政策制定和机制设计过程中,更多向“新消费”倾斜,通过与互联网平台合作发放消费券,补贴品类聚焦年轻人消费意愿旺盛的美妆、3C与小家电及虚拟商品,借助KOL、网红直播等方式进行宣传等措施,使得消费券在短期发挥更大乘数效应的同时,可在中长期促进更多优质的“新消费”主体崛起,则“新消费”在消费券政策润泽下大势可成。这也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之所以在明确提出“把在疫情防控中催生的新型消费、升级消费培育壮大起来,使实物消费和服务消费得到回补”的同时又强调“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的深层次逻辑。换言之,以数字消费券作为政策组合拳的“热身”或对症下药的“引子”,以此助力新消费和新基建“同频共振”,培育壮大多轮驱动的新经济新动能,从而使之成为一项“四两拨千斤”的政策举措。

(五)助力新主体:提升企业数字化经营能力

研究表明,通过对于支持行业的限定和周期的灵活设计,消费券可定向、多周期地发挥更大作用,并间接起到为中小微企业减免税收的作用。从这次疫情不难看到,线上线下融合会让更多市场主体增强韧性,从而助推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依托平台发放消费券,除了可以进一步培育用户的数字化消费习惯,也有助于培育企业和商家的数字化思维习惯。换言之,用好消费券培育“新消费”与“新基建”的未来客户,二者通过数字化将企业端和政府端有机衔接起来。

随着数字新基建已演化成社会生活基础设施,数字消费券也成为打通线上线下渠道的重要流量通路,对于作为新消费载体的中小企业和商家等“新主体”,如何抓住消费券带来的经济复苏机会点,成为一个无法回避和不容错过的重点功课。比如,通过疫情前后商户的线下和线上收入数据,能更加精准识别中小企业和商家受疫情影响的损失程度,匹配相应的消费券投放数量、对象和满减门槛。据微信支付数据统计,全国受益于消费券的商家中,小微商户占比85%。

数字消费券不仅拉动了消费,也是中小企业和商家的一次零边际成本向消费者特别是中高龄的消费者普及数字生态下新消费习惯的良机。中小企业和商家可顺应疫情期间在线经济、新模式逆势上扬的发展态势,将疫情中凸显的新消费予以固化和推广。与此同时,中小企业和商家获取了更多数字化用户触点,加速沉淀了品牌数据资产,数字消费券成为其未来长效运营新的“起跑线”。

具体而言,在数字消费券带动下,互联网生态平台可以支持中小企业和商家建立长效运营模式,把握疫后零售业数字化转型的新窗口机会。以微信平台为例,一是中小企业和商家可以借助数字消费券,背靠互联网平台公域流量优势,抓取合适的潜在人群沉淀为私域流量;二是在私域流量池中,通过公众号、社群、线上导购等各种渠道形式,不断辐射刺激;三是借助一键直达小程序、在线直播带货等方式实现瞬时核销,构建线上营销闭环,数据回传促进复购。通过数字消费券,中小企业和商家可以走通一次线上链路,最大化发掘社交流量势能,给下一步的全渠道发展带去新的增长动力。

随着疫情期间数字化转型的加快,不少中小企业和商家都将进入换轨发展重启新阶段,抓紧跟进链式反应可为其未来数字化生存带来更多发展新可能。通过自身及数字平台提供的服务,其商业要素走向全领域、全流程、全方位的数字化运营。数字化运营以消费者为核心,实现消费端和供给端全要素、全场景、全生命周期的数据智能,建立企业智能运营和决策体系,持续推动企业产品创新、业务创新、组织创新,以应对疫情在内的系统性风险,进而构建强大的新竞争优势。这是数字消费券助力新主体的核心底层逻辑。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也可以借助数字消费券对未来产业结构调整加以引导。无论是致力于发展旅游服务消费,还是更具生活品质的健身和娱乐消费,甚至是相对大宗的汽车消费,都可以在设计和发放消费券时有所侧重和牵引,促进市场竞争下的经济发展质量提升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六)协同新治理:政府高效能治理数字化助手

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离不开高效能治理。作为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个经济学王牌命题的现实路径,高效能治理有赖于治理理念、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新治理即政府治理创新,则是走向治理现代化的通途。在政府治理创新的过程中,运用消费券这类公共政策工具和载体,重在发挥利益相关者的协同效应。

“一城一策”是当前消费券政策实施的重要特征,消费券正成为各地政府“治理创新竞赛”项目,一方面通过消费券向市场和消费者释放积极信号,另一方面借此拉动消费与脱贫济困,其成效已经越来越多地获得认同。正如人民日报文章指出的,与传统纸质消费券相比,数字消费券可以实现一城一策、按需定制、灵活调整、公平可溯;通过发放数字消费券,各地区还能根据当地经济形势、产业结构、消费者需求偏好等因素,实时动态调整消费券发放策略,聚焦重点行业和人群,选择消费弹性大、产业链上下游带动作用强的消费品类,实现精准纾困;不仅如此,数字消费券的使用还将加快全社会数字化转型的进程,既推动线上新型消费不断涌现,更能促进线上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

从消费券的实践逻辑看,地方政府可以此为契机充分运用平台优势,就消费券的发放机制与承销平台之间快速达成共识,既考虑到不同个体消费水平、习惯、偏好,区分不同地区、品类,有针对性地设计和发放消费券,也针对不同人群,注意从价补贴和从量补贴的结合性,避免逆向激励,同时兼具公平性。结合本地的市民结构、就业情况等区域因素,将消费券发放给特定区域的特定群体,保证各地的差异性,使消费券的作用最大化。当然,消费券的设计不能过于复杂,越简单越好,真正方便民众使用。

从治理现代化的视角看,对于市场能有效解决的问题,政府并不需要亲力亲为,而是定好政策目标和验收标准,把拉动消费的任务交给市场化平台,借助平台力量发挥作用,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政府更多的是发挥赋权的作用,让平台搭台、企业唱戏、百姓受益,同时通过数据运用提高政府决策质量和经济发展质量,提升政府决策科学化、公共服务高效化、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及生态环境,更好地服务民生及社会事业。消费券作为新治理目标导向下的一项具体政策,坚持公共政策遵循的价值出发点(如某市给落实消费券政策定下的四个“小目标”),选择合适的平台设计合乎政策初衷即“普惠、安全、精准、长远”的消费券发放机制,在平台助力下实施差异化的使用方案,便于更精准地评估政策实施效果,进而在公平和效率之间取得平衡,使之实现更高更全面的政策效能。

数字消费券的发放依靠的都是互联网平台上的用户,发券通常来说是一次性的动作。但有一些平台,甚至可以为政府自身政务电子化做积累和留存。以微信支付发放消费券为例,其特点在于:一方面,政府在微信中建立属于自己的小程序,通过小程序给当地居民发放消费券,可精准触达到目标用户;另一方面,用户可以很好地留存在政府及商家的公众号和小程序中,方便进一步消费优惠的发放与通知,刺激二次甚至更长期的消费,真正有效帮助政府和商家。这个小程序后续可以转变为政府长期运营的政务服务工具,结合如健康码等线上政务,成为政府构建现代化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数字化助手。

总之,地方政府通过互联网平台发行数字消费券,是利用数字化手段促进消费复苏、平滑市场周期、畅通经济循环的新探索。同时,也是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健全治理现代化体系、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新拓展,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总结。

三、下一步研究实践及评估建议

以上主要基于新经济全生命周期,从引导新基建、聚合新要素、厚植新生态、培育新消费、助力新主体、协同新治理等六个维度解析和展望如何通过数字消费券促进新基建与新消费“同频共振”,从而为疫情之下观察和讨论消费券现象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分析框架。但这只是新消费与新基建系列研究的一个开端,接下来需要随着政策实践进行更多案例分析与实证研究,政产学研各界包括平台和智库之间应加强联动,围绕上述议题及其进展持续研讨与交流。

首先,建议更加深入地对数字消费券发挥的综合效应开展进一步研究与第三方评估。作为一项带有社会福利和救济色彩的公共政策,应从该政策的全生命周期进行前中后三期评估。既要基于利益相关方在政策实施全程中的作用与影响,对消费券产生的实际效应进行科学测算,更要关注政策目标对象在政策实施全程中的获得感和体验感,通过广泛调查得出客观结论,为同类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参考。

其次,在优化消费券政策设计的基础上,探索数字消费券与其他政策组合拳的“打法”。从长远来看,消费回升和潜力释放并非一蹴而就。促进消费扩容和质量提升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形成优化市场供应、营造消费生态、提高治理水平的合力,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因此,除了运用消费券这项特殊政策,还要考虑与其他促消费、扩内需、保增长的政策工具包括“新基建”的统筹兼顾,让民众真正得到更多的实惠。

再次,深化各地“一城一策”探索实践,同时应加强国家层面的政策统筹。当前各地因地制宜采取了各具特点的差异化消费券政策,体现了地方政府在经济社会治理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增强了政策实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但各地发放消费券主要还是促进本地消费,更多支持的是本地餐饮、旅游和生活服务等行业,而对于那些产业链较长、分布广的大宗商品和特定消费品,则需要中央政府统筹和发力,从更高层面释放和扩大消费券的政策红利。

最后,应更重视平台经济和产业互联网给我国经济转型、社会发展与民生改善带来的机遇。以平台经济和产业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新动能正在推动产业升级,以开放、共享、协作为特征的平台机制正在重塑产业体系,数据驱动的平台经济成为产业融合竞争的制高点,作为数字经济2.0的产业互联网则成为科创企业竞逐的新赛场。从消费券实践来看,平台经济和产业互联网正在助力中小企业提升数字化经营能力、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步伐,也为社会发展与民生改善做出了积极贡献,成为帮助政府构建现代治理体系的数字化助手。为促进平台经济和产业互联网良性发展,政府应将重点放在维护运行规则上,包括完善社会信用体系、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实施包容审慎监管、强化法治保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

版面编辑: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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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礼卿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前院长、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博士。

苏宁金融研究院

定期发布专题研究报告,着重于国内消费金融、贸易金融、互联网金融等。

京东数科

致力于宏观经济政策研究、产业研究、大数据创新研究、金融科技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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