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凯龙的后浪财经

作者：蔡凯龙

一、腾讯被骗风波

腾讯和老干妈之间的纠纷一波三折，各大科技公司纷纷加入这场愈演愈烈的风波中。

魔幻2020年上半年的最后一天6月30日，因被拖欠广告费用，腾讯将老干妈告上法庭，胜诉并冻结被告方财产。当晚，老干妈发表声明，否认与腾讯有任何商业合作，并迅速报案。7月1日上午，贵阳警方通报。原来这场风波，是由3人伪造老干妈印章与腾讯签订合同引起。

警方通报后不久，腾讯在哔哩哔哩（视频网站）的官方账户发图并配文“今天中午的辣椒酱突然不香了”。 

一个不久前刚成为全中国市值最高，且有20多年发展历史的超级互联网大公司，就被3个犯罪嫌疑人带着一个萝卜章给骗了？被骗的腾讯真的比窦娥还冤？

鹅厂被骗，引来8方围观。吃瓜群众为腾讯的如此傻白甜感到震惊的时候，头条、百度、网易、支付宝、钉钉等都加入围观吐槽行列。

头条和腾讯的针锋相对、你来我往吸引了大多数人的眼球。其中，支付宝和钉钉的回复拨云见日，点到了整个风波的关键：假章！！

支付宝说“希望天下没有假章”，然后截屏显示：支付宝宣布用区块链解决供应链金融“萝卜章、假合同”的问题。钉钉则宣传其应用上的”e签宝”，可以“电子签章安全合规确保真伪”。

二、技术无法根除造假

区块链和电子签真能解决假章问题吗？

技术是能够增加造假成本，减少骗局和闹剧，但是治标不治本。这些新的技术确实能保证数据真实不可篡改，可是在电子世界的真实还需要和现实世界的真实性一一映射才有实际意义。这些技术无法保证现实世界的真实性。

也就是说，区块链和电子签名，能保证在数字世界里，文件是没有被篡改。可是如果原本的文件就是伪造的，或者签名的人是冒充的，这些技术就无能为力。 而且，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伪造文书上区块链，冒充身份电子签名，打印照片骗过人脸识别，这些都不是不可能。

显然，用一个简单的木质印章就能代表一个公司，不免过于简单粗暴。现在罪犯都能伪造钞票，仿制一个的印章并不需要高深技术。

印章容易被伪造的事实，导致国内企业经常出现假章假合同诈骗案例。像腾讯和老干妈因为假章被骗事件，2019年7月也发生过一次。当时主角换成了诺亚财富和京东。

诺亚财富旗下歌斐资产管理公司基金，为承兴公司提供供应链融资，总金额为34亿元人民币。承兴公司贷款爆雷后，诺亚惊奇发现，作为最重要的融资凭证：承兴与京东之间的应收账款，居然是承兴用假章伪造的。

三、抢真章闹剧

除了假章横行， 真章也经常成为商业纠纷争夺的焦点，“抢真章”的闹剧频出。

今年6月4日，软银旗下芯片设计商ARM，在董事会依法罢免中国合资公司CEO吴雄昂的职务。不料吴雄昂拒绝交出公章，反而利用手里的公章持续多次发布官方声明以及高管的联名信，与董事会的罢免命令抗争。而董事会没有公章也无法变更法人。一时董事会竟然因为一枚小小公章而束手无策，进退两难。 

今年5月8日，区块链上市第一股、矿机生产商比特大陆的联合创始人之一詹克团，在北京政务服务中心领取营业执照和公章时，被一群不明身份的大汉从工商行政人员手中抢走。数日后, 比特大陆发表公告，作废旧公章，并启用新公章。真假新旧公章之间轮番上场，让人眼花缭乱。

一枚小小公章居然引发双方大动干戈，令人诧异，但是这还不是狗血的。

4月26日，当当网李国庆为了从妻子俞渝夺回公司主导权，居然亲自带领4名壮汉，冲进公司抢夺公章，并用抢来的公章宣布废除俞渝所有职位，自己全部接管。当时全民沸腾，仿佛集体穿越回古代，亲眼目睹一场宫廷夺权大戏。 

四、印章社会

对几乎不用印章的外国人来说，中国人对印章的依赖和迷恋非常令人费解 。  《经济学人》杂志在 6月20日还刊登一文，发出一个灵魂深处的拷问：“为什么中国的商业纠纷，都围绕公司印章？”

一枚小小印章代表一个公司，别说外国人看得口瞪目呆，国人也是难以理解。 

这都什么时代了，中国已经是互联网和移动应用的大国，电子支付 ，5G和人脸识别等高科技都早已普及，为什么非得依靠如此原始和落后的方式确认公司的所属权？

不仅如此，国人生活中到处都有印章的身影，小到去街道办事处开个证明，大到政府官方文件，非得盖了章才算数。整个社会无不依赖印章来证明文件的真实和权威。认章不认人，成为一种社会习惯。         

在印章文化无处不在的社会里，难免假章横行，抢章闹剧频发。

国人对印章依赖，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有人说是文化历史造成的，这有一定的道理 。

印章据说源于中国“三代”的制陶。《后汉书·祭祀志》曰：“三皇无文，结绳以治，自五帝始有书契。至于三王，俗化雕文，诈伪渐兴，始有印玺以检奸萌，然犹未有金玉银铜之器也。” 可见印章是社会的产物，社会上诈骗越来越多，“诈伪渐兴”，于是有印章来用来“以检奸萌”，来识别造假。

后来印章就演化成为信用的背书。 《 释名》曰:“印,信也。所以封物为信验也。”另东汉蔡邕《独断》云:“玺者印也,印者信也。”

随着印章的普及和推广，印章也逐渐成为权威的象征。中国古代帝王在册封以及官员任命时，授受印章，以做信物，是为信印，即后世所称的公章。中国历代君主使用的印章——玺，则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古代皇帝授予将军出征的调动军队的军权，用的就是类似印章一样的虎符。

印章的功能从防伪、信用背书到权威的象征，深深地融入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国人对印章的依赖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

四、信用和法制社会

但是这依然不能解释，为什么同样是亚洲文化，同样有印章的日本，韩国，越南和中国台湾等地，罕见假章行骗，抢夺真章的闹剧？

在发达国家，国家对企业和个人，企业和个人之间，是默认对方是诚信的，先相信对方。

如果对方被事实证明是真的诚信的人，社会信用体系会为这个人加分，未来这个人更加容易获得别人的信任，交易成本越来越低。相反，如果这个人违反诚信，轻则失去诚信，社会信用体系里减分，未来寸步难行，交易成本极大提高。严重者触犯法律，将承担民事或刑事责任。这个体系需要有完善的信用体系和配套的法律法规，让参与者各方相互正向激励，逐步降低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 

而国内信用体系还只是初具雏形，对失去诚信的惩罚依然过于宽松，法律法规依然不够健全，这就造成国内骗子层出不穷。不管是监管、企业还是个人，都只能先默认对方不能守信，除非有其他外在因素来证明对方可信。 软件体系靠不上，那就硬件来补。 

这时候，印章早已被历史检验过的增信应验功能，就重新承担其不应该有的重任。 

借助印章增信，执行起来相对简单。认章不认人的本质就是简化验证过程，因为有没有盖章，相对好辨认。 如果要认人，相对复杂，需要多层判断，责任重大，这也成为一些政府机构管理怠慢的借口。 轰动一时的“证明你爸是你爸”的奇葩证明，就是懒政的典型案例。

中西方在信任方面的差异，不仅体现在生活，也表现在股票上市的制度选择上。

比如国外普遍实行注册制，监管默认上市公司是诚信的，只对注册程序是否合规做判断，就能批准股票上市，但是如果上市公司信息造假，一经发现，处以极刑。瑞幸财报造假，已经惨遭退市就是一个生动的案例。 

而A股依然实行审批制，监管严格审核上市公司的财报信息，确保利润能达到上市要求。 反而对上市后，动辄造假上百亿企业，或者像獐子岛扇贝跑路这样造假影响极其恶劣的企业，对他们的惩罚显得不成比例的轻描淡写。

印章这么一个千年老古董，依然成为现在社会生活的主角，国人依然严重依赖印章，其根本的原因在于法制和信用体系的不够完善。

诚信问题无法通过技术提升这种“硬件”方式，只能通过信用体系和法制建设这样的“软件”来根本解决。

但是完善的信用体系法制建设庞大且繁杂， 非一日之功。需要政府，企业和个人共同推进。

可喜的是，近来政府推动各项举措，朝诚信社会逐步迈进。 

比如说“证明你爸是你爸”的问题，国务院、司法部多次强调的“六个一律取消”政策，“能够采取申请人书面承诺方式解决的一律取消”。为此，司法部专门发布通知，即在需要提供相关证明事项时，申请人无须再出示相关证明，只需“书面进行承诺，已经符合这些条件、标准和要求，同时也愿意承担承诺不实的法律责任”。

这等于是相信申请人，增加造假成本，从而解决了民众为了办一件事，得跑数个部门，盖多个章的大难题。 同样，证监会也开始在创业版推行注册制尝试。

企业也积极参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比如支付宝的芝麻信用，腾讯的腾讯信用，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

期望有朝一日，假章不再横行， 抢真章不再占据新闻版面，年轻人都不知印章为何物，只能在博物馆和历史书中偶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