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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过度借贷“毁掉”的年轻人

来源:财经网 专栏:苏宁金融研究院 2019/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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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站在不同的视角给出不同的答案。

从需求角度看,年轻人没有钱,所以才借钱。像那些手握存款苦寻安全高息理财产品的人,有大把的低息贷款可供选择,他们看都不想看。

从供给角度看,银行零售转型,互金平台崛起,消费金融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期。贷款体验前所未有的便捷,贷款产品也前所未有的丰富,一如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商品总能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供给本身就能创造需求。

从消费场景看,购物消费已经“入侵”生活的方方面面,朋友圈中有微商大军、有社交拼购,直播平台里有网红带货,内容社区里更是“种草”泛滥……买买买的背后,消费贷款大放异彩。

这些因素互为因果、相互强化,慢慢地,年轻人习惯了消费时去贷款,大家也习惯了年轻人用贷款去消费。

不止消费,但凡工资能做到的,贷款都能做到,作为“未来”的工资,贷款已浸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化为生活的一部分。

当贷款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消费升级如约而至。

消费升级背后的驱动力

消费升级的背后,有两大驱动力:一是中产阶级的崛起,得益于人均收入的逐年提升,据悉这部分人群有2亿人;二是消费贷款的鼎力支持,让收入不足的人也能触及中产生活品质。这部分人群,也在2亿人左右。

中产阶级的崛起,带来了城市消费升级,是个渐进过程;而消费贷款的普及,则发掘出下沉市场的消费潜力,表现出相当的爆发性和突发性。

下沉市场一词,于2017年左右为人所知,首先是快手走入大众视野,满足了五环内人群的猎奇心理;直至拼多多来了,市场一下子感受到下沉市场的消费潜力。在这种突然性认知的背后,消费贷款的爆发式增长应居首功。有了额外2亿人的消费加持,消费升级显著提速。

宏观上看,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2018年76%的GDP增长靠消费,相比四年前提升27个百分点。

中观上看,50%的新车和30%的二手车销售靠贷款,一半以上的学员贷款付培训费,以至于汽车、教培、医美等大额消费行业早已与金融机构紧密捆绑。

分期付款与大额消费天然契合,心理学家早就给出了答案——“一旦给出分期付款的选项,人们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每月付款额,不再留意合同的长度”。通过延长分期年限降低单月支出,大额消费将变得与小额支出一样随意。

微观上看,消费者用贷款追求中产生活,租更好的房、买更贵的手机、追更多的潮牌新品。如据苏宁金融双十一战报,任性付当天24期分期贷款同比实现5倍增长,戴森吹风机、华为手机、iPhone新品、联想轻薄本、西门子洗碗机等成为被追逐的爆品。

被消费,是市场经济所有产品和服务的最终归宿。消费升级,为各行各业提供了新的刺激、新的机会。

过度负债如影随形

任何事都有两面性,当贷款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过度负债也必然如影随形。大多数人,用贷款改善生活,也总会有一些人,被贷款改变生活,直至为贷款而活。

在统计数据中,国内居民杠杆率只有55.3%(2019年6月末),仍处于较低水平;但在新闻案例中、在调研报告里,年轻人的杠杆率已让人侧目,引发无限担忧。

越是吃不饱的人,越容易撑着。年轻人群、低收入群体,长期处于“贷款饥渴”状态,一旦贷款变得“唾手可得”,往往会来者不拒。当秉持“每个成年人都值得1万元贷款”的从业者打开水龙头,消费贷款不仅是促进消费升级的美好工具,也成为摧毁一些人美好生活的罪魁祸首。国内外,概莫能外。

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曾做过一次大规模调研,数据显示,2016-2017年间,英国城市居民消费贷款使用率为77%,农村地区略低,也高达68%。其中,15%的英国人存在过度借贷问题,在伦敦,这一数字则为17%。

从国际经验看,对借款的倚重,已经是普遍现象,经济越发达,借贷越普遍。从居民杠杆率国际对比看,2018年,发达国家居民杠杆率平均为72.1%,而发展中国家仅为39.9%。国民收入水平越高,负债率也越高。

看上去,高杠杆似乎有一种必然性,是经济高速发展后的必然结果,为何如此呢?我们固然可以从宏观视角找出种种理由,但为了读者更容易理解,我想从微观个体视角找找理由——人是一种非理性动物。

先看一个相似的例子。众所周知,越是发达国家,肥胖问题越严重。从宏观视角找原因,饮食结构与快餐文化、食品产业及舆论引导、生活节奏及工作压力等都是理由,但具体到每个人,不过是理想身材与口腹之欲之间、理性自制与感性冲动之间,我们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罢了。

从各国经验看,只要食品供给充足、价格可承受(小康社会的基本标准),肥胖总会发展为社会问题。如美国70%的成年人超重,其中近40%的人可称之为肥胖。

不止欧美有大腹便便,步入小康社会的我国也不甘落后。据医学杂志《柳叶刀》数据,2018年我国有9000万肥胖人群,其中1200万为重度肥胖,居全球首位。虽然世卫组织早已发出警告,超重和肥胖是全球第五大致死原因,但依然无法阻止每年280万人“因胖致死”。

某种意义上,过度借贷也是如此。

人人都知“借钱一时爽、还钱火葬场”,但依靠自制自律,无法阻止一个“借款人”变成“过度借款人”。于是,我们对“贷款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关注,也不再局限于对年轻人消费观念改变的感慨,而是付诸行动,拯救那些陷入“过度借贷”泥潭的年轻人。

我们能消除过度借贷吗?

好在,我们虽然不能对每个人每顿饭摄入多少热量设上限,却能对借款人的借款额度设上限。所以,虽然应对肥胖问题任重道远,解决过度借贷却并非无计可施。

先来看看监管机构常常使用的“三板斧”:

一是严打高利贷、套路贷,废除不合理的债务,减轻还款负担。不仅中国监管者如此,世界各国莫不如此。如英国FCA曾于2014年出台规定,将现金贷总成本(包括利息和所有其他费用)控制在本金的100%以内,以确保“任何借款人的还款额都不会超过其借款额的两倍”。

二是严打暴力催收,让欠钱的人也能体面生活,保障其合法权益。严打暴力催收,能够给借贷行为圈定边界,避免借贷从一种金融现象演变成社会现象。毕竟,相比贷款逾期后的不良损失,暴力催收衍生的社会问题更加棘手难控。

三是严格贷款发放关,以管控多头借贷为抓手,避免债务滚雪球。明确单一借款人的最高额度和余额,这一点最关键,理论上可完美避免过度负债问题。但也只是理论上,在现实中,金融机构既无从得知借款人的真实负债,更无从得知借款人能承受多少负债。

纵观这“三板斧”,确保借款人在借贷过程中受到公平合理的对待是可以实现的目标,至于过度借贷问题,虽然需要监管方面付出更多努力,但从结果上看,更多地取决于借款人自身。

借款人恰恰不可控。正如不少心理学家相信,“要让消费者控制预算,需要消费者具有惊人的自制力”。作为消费者,不能避免冲动消费,作为借款者,往往也不能避免过度借贷,内在的原因,实际上是一致的。

1930年,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在《我们子孙在经济上的可能性》一文中,认为科技进步带来物质的极大丰富,以至于100年后的人类将无需劳动,反而会为无处不在的闲暇担忧:“人类自从出现以来,第一次遇到了他真正的、永恒的问题——当从紧迫的经济束缚中解放出来以后,应该怎样来利用他的自由?科学和复利的力量将为他赢得闲暇,而他又该如何来消磨这段光阴,生活得更明智而惬意呢?”

他还乐观地憧憬道:“他们不会为了生活的手段而出卖自己,能够使生活的艺术永葆青春,并将之发扬光大,提升到更高境界。”

事实如何呢?

诺贝尔奖获得者阿克洛夫在《钓愚:操纵与欺骗的经济学》一书中写道,“2010年,一个普通美国家庭的储蓄,包括现金、支票、银行存款等(这些家庭几乎不持有债券和股票),不超过家庭月收入。”

人们依旧在为经济问题奔波。梭罗曾在150年前评论当时的美国生活,说“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平静的绝望中”,仅从经济角度看,这句话在150年后依然适用——很多美国人依旧为债务所困,高负债的背后,何尝不隐藏着一种平静的绝望。

当然,并非美国不够富强,阿克洛夫认为,这是现代消费主义盛行的必然结果,即便人均收入再增长5倍,可能还是这样的结果。

现代社会中,借贷、消费、生活,某种程度上已经融为一体。过度借贷,绝不仅仅是个金融问题,已经深深融入社会生活中,甚至成为文化的一部分。

病态与常态

在很多人的观念里,“过度借贷”都是一种社会病态。问题是,过度借贷,似乎正成为现代社会的新常态。当“病态”变“常态”,病态还是病态吗?

历史学家吕思勉曾这样总结社会风气的演变规律,“大多数人的见解,是不能以逻辑论,而其欲望之所在,亦是不可以口舌争的。然人的见解,常较时势为落后。人心虽以为允洽,而事势已不容许,总是不能维持的。”

“人的见解,常较时势为落后”,把这一精辟的总结用于负债,我想也是恰当的。勤俭节约一直是传统美德,当年轻一代把借钱当作生活方式,叔叔/阿姨辈的我们,总会以不解的眼光去警示风险,大谈特谈“借钱生活是一种病态”。

问题是,当下年轻人借钱生活,究竟是以苦涩收场的文化异动,还是开社会潮流之先声呢?恐怕还无法断言。把借款比作诱人的高热量食品,谁又有力量能阻止年轻人为满足口腹之欲而大吃特吃呢?

我们当然应该努力去控制高负债,但起码就现阶段而言,我们还是要学会与高负债共存——控制它,也接纳它,看看社会的发展,究竟把我们带向何处。

版面编辑: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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