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可 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与互联网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

10月16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中的“大科技公司与金融未来”特别研讨会上，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教授、奥巴马政府首席经济分析师Jason Furman指出：在金融科技发展的大势下，科技公司和银行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必然长期存在，而在当前阶段，两者的合作远大于竞争。在中国，互联网联合信贷正是科技公司与银行在信贷领域合作的典范。

何为互联网联合信贷？

联合信贷早已有之，而在数字经济的背景下，传统金融机构之间的联合信贷——“银团贷款”——向线上的新型信贷联营转变。不过，无论是信贷引流、联合风控、电商场景的订单融资，都不脱“联合信贷”的根本特征，即银行和科技公司基于专业分工和比较优势进行深度协同、优势互补，在经过客户授权、保护客户隐私前提下进行必要的信息共享，各方在均具有独立决策权和独立风控体系的前提下，根据出资比例承担相应风险，科技公司和银行之间不存在相互兜底或担保。

向后：联合信贷根源于“第一原理”

互联网联合信贷并非无源之水。追根溯源，其来自著名商业思想者布雷特·金恩（BrettKing）所指出的银行业第一原理——“功能为王”（utility is king）：即银行业时刻以满足客户需求为第一目标。就此而言，联合信贷的兴起反映出我国既有信贷供给的不足和民众信贷需求的变化。9月24日，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发布《2019年中国消费金融发展报告》。该报告显示，传统信贷模式授信成本过高、征信缺失，限制了传统金融机构服务长尾人群。发达国家80%以上成年人可从银行获得消费金融服务，而在我国这一水平仅为40%。面对市场的不足，互联网联合信贷应运而生。

对科技公司而言，通过高频的线上交易场景，它们不但能零距离触达长尾客户，而且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生成与分析海量、多样、高速、易变的客户信息，进而用于信用画像，服务于那些缺乏征信记录、被排除在正规金融体系的覆盖范围之外的白名单客户。而这，恰恰是银行的短板。与之相比，商业银行主要利用银行网点和线下场景触及长尾客户，不仅耗费大量人力，还面临着对客户财务情况核查困难，风控成本高企的难题。凭借着取长补短，科技公司和银行相辅相成，有效突破了传统信贷模式瓶颈，显著提升整体的金融信贷获得率。

向前：联合信贷是“开放银行”的先声

放宽历史视野，互联网联合信贷还是“开放银行”浪潮的试水者。2018年伊始，一场名为“开放银行”（open banking）的金融变革引爆全球。作为这一概念的引领者，英国开风气之先，包括汇丰银行在内的9家机构自2018年1月13日起共享彼此数据，使英国成为首个落地实施开放银行理念的国家。2018年生效的欧盟《第二代支付服务法令》（Payment Service Directive 2, PSD2），要求银行向第三方机构开放支付接口，以期打造支付领域的全欧盟单一市场。而当我们把目光转到亚太，不论是澳大利亚、新加坡，还是日本或我国香港地区，均相继宣布引入开放银行机制。

著名咨询公司Gartner认为，开放银行是一种开放化的商业模式，通过与金融科技公司、供应商、用户和其他合作伙伴共享数据、算法、交易、流程和其他业务功能，重构商业生态系统，为银行提供新的价值，增强核心竞争力。以此观之，互联网联合信贷的本质便是银行和科技公司的开放融合。一方面，科技公司向银行开放场景、用户、技术和数据，另一方面，银行开放自己的服务和渠道，两者共同建构起稳健、强大的风控能力，最终提高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数字化。

联合信贷回归银行初心

1994年，比尔·盖茨看到非洲民众用手机开展金融活动后，就指出：“银行业是必要的，但实体银行却不是（Banking is necessary, banks are not）。”伴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这位世界首富的预言逐渐成真。“有用户处即有银行服务”（banking goes where the customer goes）这句话，要求银行重新回到初心：为客户更好地提供价值储存、货币转移和信用获取的功能，一言以蔽之，即以客户为中心重塑金融业。

在数字经济时代，这意味着银行必须采用数字科技，提供内嵌的、无所不在的银行服务，随时随地回应客户所需。显然，这一目标的实现，要求银行主动走到各类有用户的场景中去服务用户。联合信贷，本质是银行走到互联网场景获取、服务用户，也是金融科技和传统银行业互补创新的一个成功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