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经济思想史的重中之重是理解何为思想。在我看来，东西方思想可以通过四个元素来阐述和比较：醒、悟、理、道。

醒是思想的第一元素，也是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一大贡献。苏格拉底授课时喜欢脑力激荡、唤醒认知，通过持续、反复地与学生对话，设计陷阱、指出漏洞、质问论辩，在痛苦中催生思想。也就是说，增长知识不难，但开启思想，犹如十月怀胎，需要孕育和催生，痛苦与快乐同在。当苏格拉底与学生讨论何为幸福等难题时，师生之间常常需要二十几个来回的问答，最后，学生入了他的圈套，他就仰天大笑。

在苏格拉底眼里，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质疑和挑战的。基于这种境界，才有可能培养出他的学生（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这类“犯上”的学生，并创造“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传世名句。同时，苏格拉底教学法也成为西方教育的立足点，它要求学生对既定概念和定义进行批判性思考，对任何问题都要进行证实或证伪，不唯书、不唯上，更不能唯师。

作为对比，孔子和学生的关系在于教和学，“诲人不倦”、“师道尊严”。据《论语》记载，孔子一般惜言如金，要么直接传道解惑，通篇皆为“子曰”；要么只允许学生问一次，诸如“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养”。汉代的王充曾说：“学于孔子，不能极问”，学生不能对一个问题不断追究。我们许多留美学生，初来乍到，大多习惯孔子式的教学关系，难以接受美国教授不给标准答案的苏格拉底风格。

另外，苏格拉底习惯通过悖论的陈述，促使学生产生头脑风暴。比如著名的美诺悖论（Meno paradox）就辩称，一个人是不可能找到他所知道或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不可能找到他所知道的东西，因为如果他知道他要找的东西，他就不需要寻找；他也不可能找到所不知道的东西，因为他将不知道他在找什麽东西。这种悖论，也被发展到西方法庭律师质问被告的模式，常常在“是”与“不是”的简单问答中，让被告陷入自相矛盾的窘境。所以，苏式的“醒”，就是通过对话和辩论，不断揭露对方的矛盾，使之再次思考或否定自己原来已经肯定的东西，对学生产生振聋发聩的催醒作用。他坚持哲学家就是光明，它有能力将身处黑洞中的芸芸众生唤醒，达到开启民智、启蒙思想的效用。

但是，苏式的醒只是启动人们思考的起点，它不一定能够深化思考的质量，而东方思维则有助于启发人的悟性、促进深思熟虑。所以，悟是思想的第二元素。汉字之“悟”的意象非常丰富，“悟”字由“心”和“吾”组成，形声、象形、会意俱全。吾即是心，心是即吾，遇心则悟。所以，悟的真谛就是走心、入心、用心，用你的心来思考，并通过修养、经历、见识等提高悟性。所谓 “返观内照、向内求索”，从悟本心而悟天道。用老子的话就是：“自知者明”，而且，“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尤其是，东方的儒、释、道，都有“悟道”之说，崇尚“悟境”。儒家视心性本然为“悟”；道家推崇虚心之“悟道”；佛家禅宗，也正是“觉悟”所在。

所以，达到悟的境界需要做到心定、心安、心静，最后达到心悟。梁漱溟认为：“静以通天下所感”。所以，静是悟的根本和前提。但是，静的另一面是缺乏冲动和激情，而激情则是创新的基本动力，而且执念于悟，就会培养一种“君子动口不动手”的习惯，缺乏行动力。所以，西学的醒善于创新、长于批判；汉学的悟善于学透、精于揣摩，各有所长。

然而，人类思想的醒与悟还不够，需要整合醒悟的各种要素，达到通透，洞察本质，最终成理，建立思想体系和理论，追求天下同一理，“理一分殊”，从一个“理”中分出万物。所以，理是思想的第三元素。

这个理存在四层意思：理性、理论、逻辑、科学，这也是西学的特长。苏格拉底的逻辑推理和辩证思考就是理的基础。西方学者崇拜完备理性，善于通过实证、实验等手段，理清事物的来龙去脉，逻辑自洽，不含糊、不模糊，放之四海而皆准，绝不能被证伪。例如，牛顿的万有引力，如果有人证明东西不是往下掉，而是上升后永不落地，那么，万有引力就被证伪、被推翻。同理，爱因斯坦在1921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实验尚未能证明他著名的相对论，所以，他得到诺贝尔奖的主要依据是他成功验证了光电效应和光子假设。其实，爱因斯坦早在1905年就创立了狭义相对论，1909年就被提名诺贝尔物理学奖，1915年又创立了广义相对论。但科学就是如此理性而又无情，没有实验，就没有科学。

于是，纯粹的学者必须坚持理性的尊严，认死理、服真理。因此，科学理论比较容易在“无情”的西方土壤生根发芽，“李约瑟之谜”也反证了这一现象，即自汉朝以来，中国出现不少伟大的科技，但少有传世的科学。崇尚威权、固步守成、中庸妥协、实用为上、轻视实验的传统，以及喜欢“放盐少许”之类的不定量菜谱文化，就难以建立科学理论的基础体系。

同时，西方的理还蕴涵逻辑的元素。西方逻辑提倡同一律，无论是什麽，它就是它。祸就是祸，福就是福，不存在什麽“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似是而非的可能；它还主张无矛盾律，A和非A不可能同时发生，没有什麽事物同时既是它，又不是它；它更热衷于排中律，A或者非A为真，但两者之间不存在半真半假、你真我也真的可能。这就是西式逻辑的泾渭分明、黑白两极。但东方思维就善于发现两大极端状态之间的中间道路。A是正确的，但非A不一定是错误的，一个伟大真理的反面也可能是真理。在这一点上，汉学的禅宗与西学的量子力学似乎存在相通之点。

同时，除了醒、悟与理之外，道应该是思想的第四大元素。尽管理很重要，但相对而言，理浅道深、理方道圆、理清道玄，道中深藏着人类智慧，而不仅仅是知识和理论。西方教科书对“道”的中文就没法找出合适的词来翻译，直接用拼音（Dao 或 Tao）应付了事。尤其是将道升华为一种宗教信仰以后，就更说不清了。以道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是智慧型文化，中国的经济主体也是智慧型经济，而不是理论型经济。在中国任何理论型经济都有可能是灾难性的，纯粹的苏式计划经济和经典的西方市场经济在中国都很难行得通。中国文化和经济之本，就是吾有大道，当圆则圆，当方则方。而中国知识分子向来信奉自己的使命，就是关心大道、注重整体、追求终极关怀。总之，道理道理，先道后理。

笔者一直以为，学术界存在四类人：一是学人，有醒无悟，只有知识；二是学者，有醒有悟，有知识、有文化；三是学家，有醒有悟有理，有知识、有文化、有理论，自成一家；四是学道或学圣，就是有知识、有文化、有理论、有思想，醒、悟、理、道四功具备，那是指能将为人和为学升华为一种“有而不有、知而不知”的智慧型境界，并修炼成一种道的“常无”心境，虚心待人、静心治学、平心隐世。而且，知识界的学道所创造出来的传世学问，往往可以被不同观点的人、不同时期的人予以截然不同的解读，如苏格拉底和孔子。这就是思想的魅力。

所以，思想的最大功能是能够练就通透的能力。通是指知识的广度：贯通碎片、贯通古今、贯通中外；透是指知识的深度：透析深刻原理、透明复杂现象、透彻发展奥秘。通透的学者就有本事如梁漱溟所说的“以简御繁”，凡是有系统的思想，内在的核都很简单。其实，貌似杂乱无章、浩瀚如烟的经济学派，无非就是五大要素：思想意识、经济理论、研究方法、数理模型和经济政策。其中思想意识往往决定了理论、方法、模型和政策。没有思想的经济学，只是一种工具、就是一个理论而已。不懂文史哲，照样可以成为经济学家，只要懂得如何使用经济学工具、运用经济学原理即可，未来人工智能都有可能提供经济学知识和技能，但人们能期待“人工思想”（Artificial Thought）吗？我认同汪丁丁的看法，这些传世的经济学家首先是思想家，其次才是经济学家，他们是有思想的经济学家。这也是当今中国特别需要的。

尤其是，我们需要将中国式的感悟和思考（thinking），演进为西方式的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并继续深化为批判性想象（critical imagination），但这些还不够，最后需要将它们继续发展成批判性制作和创作（critical making and creating），即所谓的“做历史”（Do history）。思考只是手段，人类的进步更需要创新行动。但创新的根本要素是培育创新的思想、挑战权威、改变现状。将一变成二或N，只需要人才、科技、市场、制造和资金即可完成，但要将零变成一，就需要创新，而创新的根本要素是孕育、催生创新的思想、制度和文化。所以，当一个国家进入小康社会之后，科技应该不再是第一生产力，思想、制度、文化、创新才是更为重要的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生产力。

总之，西学的醒，有利创新；汉学的悟，善于学透；西学的理，长于科学和逻辑；汉学的道，乐于思辨和变通。理想的境界是四者的融合和交叉，只有综合自由的醒思、透彻的感悟、科学的理性、智慧的大道，才能体现真正的思想魅力。

稿于2018年4月29日美国纽约

(本文是根据作者为美国纽约福坦莫大学 (Fordham University)和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金融管理博士班2017级学生，所开设的“西方经济思想史”课程的讲稿整理、补充而成。时间：2018年1月12日；地点：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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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于财经网专栏频道2018/5/2所发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