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洪朝辉
2500年以来，有关经济学的著作汗牛充栋，由此所造就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派层出不穷。但是，理解经济学理论、方法、模型和政策的关键是经济学思想，万变不离思想之宗。理解和领悟了经济学的思想分野，就能“以简御繁”（梁漱溟语）、举重若轻，厘清经济学的经络和脉搏。
大致而言，经济学的思想可以从下列四大方面予以分析与透视。第一是性善与性恶的思想分野，影响了经济学派的分类。不同的经济学派与他们所信奉的人类的自然本质的哲学见解，密切相关。世界上大致可分两种对人类本质的理解：第一是人之初，性本善；第二是人之初，性本恶。
如果认为性本善，那就不需要社会制度和政府法律限制人的行为，因为制度与法律本身是以不信任人性善良和完美为前提的。英国哲学家戈德温（William Godwin）认为，当人类的本质是良善时，那社会制度的存在只能鼓励好人变坏人，因为当社会上下、制度规则对好人处处怀疑、设防、盯梢，那么好人首先会怀疑自己是否真是一个好人？其次会激发好人尝试干坏事的逆反心理和冲动，因为反正没人信任我，我为何要这么累地做好人？所以，当制度防好人像防贼一样，好人就有可能变坏人，无心从恶也会变异为有心作乱，最后逼良为娼。
无独有偶，老子的《道德经》也认为，“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也就是说，法令越严，盗贼越多。所以好人社会，不需要制度和法制，更不需要政府的干预，自由放任更符合人性。这也是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的哲学基础，相信人是理性的经济人，而且存在天定的和谐，供需关系一定会或迟或早达致基本平衡。
作为对比，如果假定人之初、性本恶，那就必须使用制度、法律和政府权力来限制人的坏行为，于是，重商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等就信奉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受基督教哲学的影响，许多西方经济学家相信人有原罪，必须使用制度，将罪人变好人，至少限制人不敢轻易做坏事。从东西方文化的角度比较，孔子的性本善与基督教的性本恶不同。如果认同性本善，那么一旦碰到坏人，需要的是教化，而不是法律；需要改造内心的思想，而不是改造外在的行为；需要德治、人治，而不是法治。犹如治本为主的中医与治标为主的西医，治本显然重于治标。
由此，也出现了对人性的乐观和悲观之分。性本善是一种积极乐观的人生哲学观，性本恶则正好相反，是一种消极悲观的人生哲学。例如，美国《人权宣言》就体现杰斐逊对人性完美的期待和愿望，因为它主张人人都有追求自由、财产、平等和幸福的权利，这也是美国民主党和古典经济主义的基本哲学。但《美国宪法》却正好相反，它表达了对人性自觉和德性的悲观态度，强烈认为绝对不能相信任何政治人物，因为他们的本性一定是追逐私利和权力，所以对政客一定要像防贼一样，建立三权分立的监督制度，时时刻刻防止政府滥权，这就是美国共和党和凯恩斯主义的基本思路。
这种性善、性恶的分野，也导致不同人对自由与法律的不同偏好，性善论者侧重自由与平等；性恶论者则强调法律与稳定，由此也就分出了自由的理想主义与保守的现实主义两大群体，更分出了自由市场派和政府干预派的不同立场。
第二大经济学派思想的分野则是人性先天决定论还是后天环境论，即人的德性是由先天基因决定，还是通过后天努力和环境变迁决定？个人的天性是否可以被改变？
亚里士多德在《尼格马可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第二册提到人的美德分两种，一是智力的美德，这可以通过教育得到；一是道德的美德，即德性，有德的天性，这无法依赖教育得到。德性、精神和气质是基于天生习惯、源于家庭传统，犹如贵族需要三代培养，富贵是需要富加贵，后天致富不难，先天成贵就难了。同样，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也强调人类的行为是自然的特性决定，是无法被后天的福利、工作条件等改变。俗语说的狗改不了吃屎、小偷的儿子很难变成法官，也是这个道理，“天命之谓性”。
如果信奉人类德性的先天决定论，那么完备的制度与严苛的法律至多导致坏人感到恐惧，不敢轻易干坏事，但别指望他们干好事。这样，对不思上进的人，只能通过激励机制，奖励他们做好事，重赏之下能出勇夫，但不能指望重赏之下的勇夫脱胎成为好人，因为一旦激励机制和惩罚机制消失，他们就将回到原点。基于这种哲学思考，意大利政治家和史学家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就提出，面对大批天生德性不好的民众，要他们衷心爱戴君主很难，但要民众恐惧君主很容易，因为人是很容易在暴政面前产生恐惧的。当然，基于恐惧的服从，往往没有生命力，更会引来虚情假意、阿谀奉承，麻痹君主，十分危险。
但是，与先天决定论相对立，许多哲学家信奉后天改变德性和本性的可能。如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Robert Owen）在《新和谐》中则认为，只要优待和款待个人，人是可以改变本性的。而且，信奉宗教和主义的人，也基本信奉人性是可以被改造的，教化是可能和可行的。
世界几大宗教的宗旨都信奉改造和完善人性的必要与可能，不管是东方的佛教、儒教和道教，还是西方的天主教、基督教和犹太教，甚至东西相交的伊斯兰教，它们共同的教义和功能就是抑制人性的贪婪、纵欲、自私自利，就是希望用神性改造人性，建立真善美的灵性世界。
由此标准观察经济学的流派就能发现，主张追逐自利、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古典和新古典经济主义，倾向主动、大胆、直率地承认人性不仅本恶，而且不可改造，它们决定了经济学的基本公理，所有的经济学理论、方法、模型和政策必须而且只能遵循这个公理。任何强调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教条，只是一种空想的愿望。19世纪中叶，空想社会主义曾经在美国一些地区盛极一时，但最后却暴露了人性自私和卑劣的天性，谁都只想要共享的权利，但个个不愿承担共享之后的责任。
作为对比，主张人性可以被改造的经济学家，往往推崇经济学的制度因素、文化习惯、历史进程、伦理道德和行为价值，由此就诞生了道德经济学、宗教经济学、文化经济学、历史经济学、经济心理学，尤其是目前西方流行的行为经济学与行为金融学，更是强调经济人的可塑性、特殊性、历史性、相对性，以及有限理性和适度自利。
第三种经济思想的分野可以从物质性、社会性和精神性三极进行分析。根据汪丁丁在《经济思想史讲义》（第2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的观察，经济学家大多从三个维度观察经济现象，一是形而下的物的维度，如经济与技术、物质、环境的关系；二是介于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的社会维度，包括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的作用；三是形而上的精神维度，涵盖精神诉求、精神审美和精神秩序等。
按照汪丁丁这个分野，一般认为有知识、“缺文化”的美国学者比较侧重物和技术的秩序（如新古典增长理论），而有知识、有文化的英国学者比较注重社会秩序（如亚当斯密的古典主义），但有知识、有文化、有思想的欧洲大陆学者（如古希腊、法国、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等），比较侧重精神秩序，包括古希腊圣贤亚里士多德、德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韦伯（Max Weber）和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等。
于是，经济学派和经济学家也可以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强调技术、环境、市场对经济的影响，如新古典主义；二是强调政府、社会、法律、制度对经济的作用，如凯恩斯、新自由主义现代经济学等；三是强调宗教、道德对经济的影响，如前古典主义等。
第四种经济思想史的分野可以从他们方法论上的“软”科学和“硬”科学角度，找到一些参考轨迹。从软硬科学的光谱上，一般认为最硬的是数学，放之四海而皆准，1+1一定等于2，与文化、地域、阶级不发生任何关系；最软的则是艺术，艺术的美学和判断几乎没有普适标准，每个人心中都有自我的一份独特美感；而介于极硬和极软之间的学科应该是心理学，它既与人脑科学密切相关，也与人的客观行为发生联系，更与人的主观偏好与意念无法分离。如今心理学在行为经济学、行为金融学中独领风骚，存在一定的学科与知识结构的优势。
前古典经济主义将经济学视为道德哲学，18世纪中叶的亚当斯密开始努力将它转型为政治经济学，19世纪初的李嘉图更希望把经济学练成欧几米德几何学。但他们都没有真正将数学引入主流经济学，一直到19世纪下半叶的边际主义，才真正将经济这门软科学锤炼成了硬科学。但是，自1970-1980年代以来，新制度经济学开始降低了经济学的门槛，加上理性选择学派、公共选择学派和行为经济学的加盟，经济学出现了回归软性、推崇文字表述，而不是数学表演的趋势。
于是，有关经济学的方法论，经济思想史就出现了三大阶段：1870年代前的前古典和古典主义，侧重软性经济学；1870年后的新古典、凯恩斯和大部分现代经济学大多侧重硬性经济学；1980年代以后，又出现了软性回归。具体而言，其中经济学的软硬科学的光谱分别从较软的宗教经济学、德国历史学派、新老制度经济学派、行为经济学派、行为心理学派，走向货币主义、边际主义和数理经济学派。
其实方法论反映了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的偏好。如果你侧重研究经济道德、经济哲学、经济宗教学、经济历史、经济制度、宪政经济学，以及政治和政府行为的经济学，你往往偏好软性，至多采用一些一般的统计学，高等数学基本不需要。但如果你乐于研究货币、税收、金融、银行、静态、消费等，你必须热爱数学、精通统计。
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学思想分野的根本就是自由与保守两大阵营的对立，具体表现是主张政府干预还是推崇自由放任。自15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学就是围绕着市场与政府的作用，展开无休无止的争论。主张政府干预的就是保守派，主张市场主导的就是自由派。例如，主张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必然产生古典新古典和现代经济学；主张保守的政府干预、强调市场失灵的经济学家，自然对前古典主义、重商主义、凯恩斯主义等爱不释手。
其实保守与自由的选择，没有价值判断。1976年，斯坦福大学的罗伯特. 豪（RobertHall）第一次使用咸水派(saltwater school)与淡水派（freshwater school），用客观的地域之差来区分美国经济学家保守与自由之别。咸水派或大海派集中在东西两岸大洋边的高校，如伯克利、哈佛、MIT、斯坦福、普林斯顿、宾夕法尼亚大学等，他们比较倾向于政府干预经济；而淡水派或大湖派则集中在中西部的大湖区，如芝加哥大学、明尼苏达大学、罗切斯特大学和卡内基-梅隆大学，他们更倾向于自由放任思想。
了解了经济学家在性善Vs性恶、先天Vs后天、物质性Vs社会性Vs精神性、软科学Vs硬科学之后，就有助于对经济学保守与自由思想的理解和感悟，达到真正的“以简御繁”的境界，并使用价值中立的观念，理性面对各种思想分野与学派。
稿于2018年4月1日美国纽约
(本文是根据作者为美国纽约福坦莫大学金融管理博士班2017级学生，所开设的“西方经济思想史”课程的讲稿整理而成。时间：2018年1月12日；地点：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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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于财经网专栏频道2018/4/11所发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