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华莘

【前言】在金融和投资行业摸爬滚打了二十年，见过不少业界前辈、奇人和老手，终其一生，许多老道行家们，最后都捡起了某一种哲学或者宗教。或者说，哲学和宗教，最终都成了投资大咖们的皈依法宝。

我想，这似乎已经是任何一个想要穷尽心力和智慧，探求和追寻生活意义和世俗价值的人，所必然会走上的一条道路。

人类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宇宙最令人难以理解的就是它的可理解性。他在1929年回答美国犹太领袖Herbert S. Goldstein的”上帝之信”中说道：我相信斯宾诺莎的神，一个通过存在事物的和谐有序体现自己的神，而不是一个关心人类命运和行为的神。”

这段话的关键词是 - “存在事物的和谐有序”，而这就是，每一种投资体系和每一个专业投资人，无论是价值投资，还是量化归因，亦或者是技术分析，所在苦苦找寻的那个最终“存在”。

我的体会是，这些历经市场起伏和人性磨练的朋友们，最后会转向哲学宗教领域寻找依据，并不仅仅是为了在日复一日的名利场中找到一片心灵的净土，而是因为他们在金融市场中看到了太多的世事无常，看到了太多的人心诡变，市场不足恃，人心不足恃，因此兹需找到一套“和谐有序、稳定可靠”的投资原则。

【正文】说到投资哲学，在这条漫漫无尽的征途上，无数实践者前仆后继、苦苦追寻终极真理。前有Benjamin Graham的价值投资理论，后有Warren Buffet的护城河思想，再有George Soros的反身性原则，这些高屋建瓴的精华思想，总是过于阳春白雪，普通老百姓难以接触理解，更莫提用于实践操盘了。

这是因为，哲学属于具体科学的理论指导，但具体怎么个指导法儿，却一直没人能够讲清楚道明白。原因可能在于，懂哲学的人未必懂得具体科学；懂具体科学的人未必懂哲学；同时懂哲学和具体科学的人又未必懂得二者的指导关系；懂得二者指导关系的人又未必说得清楚。

基于自己的哲学阅读和投资实践，在接下来的文字中，我试图 Put the two topics together，just trying my best。我想阐述的是：哲学，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其中包括：哲学的诞生、哲学之概念、康德的认知结构理论、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索罗斯的反身性理论、以及理念和心的区别。

在这周的中信证券2019资本论坛上，我跟朋友们分享交流过 — 黄仁宇教授的“大历史观“，即：以宏观历史之思，从历史的纵横总体联系上把握历史的微观研究对象；同时注重从较长的时段研究历史、观察历史，注重历史的结构性变化和长期的发展趋势。

不过，黄仁宇教授的“大历史观”解决的只是投资研究中“知”的方法论，“知行合一”的实践指导则需要王阳明先生的“心学” -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来理论联系实践。

但在“知”与“行”之间，总觉得差了点什么，有人说是“格物”，有人说是因为“山中贼”，众人纷纷，皆不能醍醐灌顶。直到近来读了那位拥有哲学硕士学位，自1993/1994年就参与了中国股市与期货市场投机的青泽先生的《澄明之境：青泽谈投资之道》，才补上可以把“知”与“行”合而为一的中间那一环，也就是“信”。

所以，在投资实践中的整个完整逻辑递进关系，应该是：知 —> 信 —>行，因为信的终点是 — 无条件的服从和执行。

一、哲学，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哲学起源于希腊，一般认为，古希腊思想家毕达哥拉斯（Πυθαγόρας，前570年－前495年）最先在其著作中引入“哲学家”和“哲学”这两个术语。

1874年，日本启蒙家西周，在《百一新论》中首先用汉文“哲学”来翻译 philosophy 这个词。Philosophy的字面意思是philo（爱）和sophy（智慧，也是女性名字苏菲的来源）两个词的结合。从这个角度讲，哲学就是一种好奇，一种纯粹的探索求知，而不仅仅是学习。

“哲”，这个词在中国起源很早，如“孔门十哲”，“古圣先哲”等词。“哲”或“哲人”，专指那些善于思辨，学问精深者，即西方近世“哲学家”，“思想家”之称谓。

在《易经》中，中华先祖也很早开始讨论哲学问题，比如；形而上学的中文名称，就取自《易经·系辞上传》—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 3rd Earl Russell，1872年5月18日－1970年2月2日）对“哲学”的定义是：哲学，就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来说，乃是某种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它和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仍为科学知识所不能肯定之事物的思考；但它又像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的，不论是传统的权威还是启示的权威。一切确切的知识（罗素认为）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但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这片无人之域就是哲学。

以倡导白话、领导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的原北大校长、哲学家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认为：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

二，哲学的诞生与哲学之概念

哲学产生于古希腊，既幸运，也必然。说幸运，是因为如果没有希腊人特有的生活方式，所谓言必称希腊，至今人类也未必有哲学甚至科学的存在。

说必然，是因为希腊的生活方式是能够产生出闲暇，也能够产生高尚的哲学家或智者阶层。

就像任何人类任何事物一样，都是要专门的人从事专业分工，才能把事情做到极致，做到有效率和效果。比如有了意识，才有宗教；有了战争，才有战士；有了生产贸易，才有企业家；有了金融权益交易，才有资本家；有了国家，才有国王； 有了研究，才有科学家。

如果没有希腊的奴隶制度和辩论的民主制度，是无法产生摆脱了生产纠缠、主要思考探索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哲学家阶层的。

而哲学，从一开始，它的主要概念就是要以现实为基础，经过感知、认识和推理等主观处理过程，建构出一个主观的世界，并用以指导现实世界。

最简单的哲学其实就是数学和几何，它所使用的主要工具就是抽象，也就是建构。所用的基础是ideal，也就是理念，是经过抽象的概念，与所谓的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说法有些类似。

从人类历史和哲学发展史来看，欧洲人和印度人是两个比较擅长抽象的民族。中国人并不属于特别善于抽象思维的民族，诸子百家中仅仅道家、名家、阴阳家等少数学派涉及抽象思考。

所谓德先生和赛先生，确实在拉长的历史视角来看，是不可分的，或是紧密抽绕在一起的。TED的演讲中，有一位物理学家Lee Smolin 专门论证了民主与科学的相似的思维结构。

三、投资的哲学根本是什么？

按照Charlie Munger的见解，投资不仅是广义世俗智慧的一部分，也是微观个体生活的一部分，其核心是要做好客观决策，也就是更好地适应外部环境和生态系统。

1、康德的认知结构理论

青泽先生在《澄明之境》书里也说：一个人很难或不可能完全将生活中的思维模式与投资中的思维模式切开，这是有道理的。这本书的核心观点是 — 按照康德“人为自然立法”的说法，而推演出“人为投资立法”的主张。这一主张的依据则是 — 康德哲学，即：外在的事物是“物自体”，人的理性是不可能真正把握的。

物自体“To pragma auto”出自柏拉图《第七封信》中写给狄奥尼修斯及其家人的话中突然插入的一段对“你”所说的“离题”中。柏拉图在后面写到，每个存在都有三个东西，即名称，定义，影像，而这三个又是获得第四个东西—知识，的手段。物自体就是第五个东西，它是“与名称，定义，影像和感官—知觉的摩擦中”浮现出来的。

简而言之，物自体就是一种抽象，它是物本身的可说性，包含了客观物质的抽象和抽象概念的抽象存在，我们在说他的时候也就认识他了；但同时它由于语言必须命名并预设讨论话题的缺陷，又是不可说的，神秘的。因而当我们谈论物自体时，物自体本身便从话语和文字之间消失了。

也就是说，人所能把握的，只不过是人自己设定的一些思维模型而已，比如时间空间等。人只能透过自己设定的因而也才是可理解的思维模型，才可以更深地认识世界。

康德认为，他的这一关于“认知结构”的说法，是扭转了人的认识的根本点，与哥白尼的日心说对地心说的革命类似，所以说自己是哲学领域的哥白尼革命。

实际上，从西方哲学史来看，康德只不过是沿着休谟的路子往下走，也并没有那么大的革命性。但是，虽然康德哲学对英美经验主义、实用主义主流来说，并无太大冲击，但对于以理性独断主义为主流的欧陆哲学来说，康德的思路太有必要了。

康德的哲学实际上暗含了一些革命性的主张，跟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年5月7日－ 1776年8月25日）是一样的，就是：既然人类的认识只不过是人为自然立法，而不是自然本身，那么人类所能作的工作就是：

第一，不承认有绝对的真理，因为所谓的真理是人类的自我立法而已；

第二，认识方式有多种多样，不应有独断主义的诉求，也就是在思想领域打破垄断，实行多元主义；

第三，对任何既定的自我立法，都应深入理解其逻辑，尤其是通过演绎的方法，通过主动设计的方法，逼问自然界给出答案，而绝不是消极等待答案，不能过于依赖归纳法。

2、波普尔的证伪主义

往前走一步，乔治·索罗斯在伦敦金融学院的导师，卡尔·波普尔（Sir Karl Raimund Popper，1902年7月28日－ 1994年9月17日）的批判理性主义就是从康德来的。但同时，卡尔也过于简单地用证伪主义来得出结论。因为，既然自我立法如此复杂，并不是说一个理论在一个事实检验后就彻底无效了，而是要重组理论内涵。

卡尔·波普尔最著名的理论，在于对经典的观测-归纳法的批判，提出“从实验中证伪的”的评判标准：区别“科学的”与“非科学的”。在政治上，他拥护民主和自由主义，并提出一系列社会批判法则，为“开放社会”奠定理论根基。波普尔认为可证伪性是科学不可缺少的特征，科学是通过猜想和反驳发展的，理论不能被证实，只能被证伪，因而其理论又被称为证伪主义。《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是波普尔的代表作。

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成为去年刚刚去世的理论物理学家、宇宙学家史蒂芬·霍金（Stephen William Hawking，1942年1月8日－2018年3月14日）在从事理论物理和广义相对论方面的研究时的重要法宝。因为一切科学理论都是一种试探性的假说，无法证实，只能证伪，只能通过否定一个理论来找到一个更好的理论。因此，霍金终其一生都在挑战不可知，寻找真理，霍金也非常敢于认错，因为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人为，科学是一个不断否定的过程，因为人的有限性，所以，也许永远无法认清绝对真理。

3、索罗斯的反身性理论

著名的宏观对冲基金大师，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1930年8月12 日－）深受波普尔的影响，以致他对主流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提出了有力的挑战。在《超越金融》一书中，索罗斯提出了反身性论（Reflectivity)，从根本上否定了自动趋于均衡的有效市场假说：市场价格总是扭曲其背后的基本面。此外，金融市场不会单纯消极地反映内在现实，它也有积极的作用，即能够影响其所应该反映的所谓基本面。

但这一点似乎没有被多少人真正认同，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来临。因为这一理论架构帮助索罗斯既预见到了这场危机，又在它最终来到时有能力应付。

反射论的形成，正是源于波普尔所坚持的人与生俱来有谬误性的观点。而此种传承，与二人都有过纳粹统治下的生活经历不无关联。这也使索罗斯在构建其金融哲学时将开放社会作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基础。

波普尔曾经坦言，他的许多工作实际上只是对爱因斯坦思想的一种哲学表达。事实上，爱因斯坦几乎是卡尔·波普尔一生接触过的唯一没有被他怀疑过的思想大师。而索罗斯的著作几乎也让人产生了同样的印象—其投资哲学只是为了在金融领域证实波普尔的观点。

将康德的认知结构理论和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用于投资实践领域，我们可以得出三点结论：

第一，没有绝对的投资真理，因为投资方法与逻辑在本质上是主观的；

第二，投资方法和逻辑可以有多种多样，各显千秋，但这也是任何一种特定的投资方法有效的前提；

第三，对于任何一种投资方法，都要深入理解其逻辑，不停发展验证，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发挥投资方法的作用，而不是浅尝辄止。

四、“理念“与“心”的区别？

康德的哲学框架，从大历史观的视角看，其实仍然是柏拉图的式样。当然，这要从英语的idealism的词源说起。Idealism翻译成汉语经常是 - 唯心主义，其实是非常不准确的。因为前文说过ideal是理念的意思，自然idealism应翻译成理念主义，而不是唯心主义。对应心的词语，在英语应该叫mind、或德语Herz，而不是ideal。

那么，“理念“与“心”，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读过《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话，就会有很好的概念参照对象了。 “理念”，是一个更加恒常的固定的客观的相或者色；“心”，则是一个短暂的不居的主观的意或者空。两者之间，十万八千里，却又彼此相关。

《心经》云：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如果把这些宗教思想和哲学理论，落实在具体投资和生活决策上，前者是指有个客观的决策标准，后者更像投资人的一时兴起，这就区别！

这也可以解释了，为什么很多投资人最后会转向哲学和宗教领域寻找依据，因为他们看到了金融市场里太多的世事无常，看到了太多的人心诡变，市场不足恃，人心不足恃，因此他们需要找到一套“和谐有序、稳定可靠”的投资原则。

我的感悟是，ideal（理念）的出现，必须要拥有，也必需要发挥mind（心）的功能。

这有点像一个人说的话，与，一个人，的区别。一个人的话一旦说出来，就具备了独立的生命，必须接受公众和现实的检验，以及发展演化，从而脱离了那个说的人的控制；而一个人则可以说很多前后矛盾冲突的话，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随时扭曲否定自己说的话。其间区别，远超想象，可以结合中外历史与人物，细细参研琢磨，不展开讲了。

同时，ideal在柏拉图（Πλάτων or Plátōn，公元前429年－前347年）看来，其实是比现实中变动不居的现象更能体现真实。也就是说，自然是繁杂的、凌乱的，没有ideal的整理和查理·芒格所说的model的规制，根本是无从理解的。后面这一点，就相对容易理解了，因为对一个不懂得战略和财务分析技巧的人来说，他根本无法理解企业运营是怎么回事，财务报表是怎么回事，以及金融市场是怎么回事！！因此，从投资实践和生活经验的角度说，更为重要的是，ideal的存在还能起到规范人的作用。

五，哲学为王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哲学这个可以用来“规范人”的作用，是绝对不能低估的。这也是柏拉图据以主张哲学家作为王的根本原因。因为在柏拉图看，只有哲学家更为真实地看到了本质，即ideal，其他人看到的只是现象，自然不能作为治理国家的依据。所以，他说，除非哲学家做王或王做哲学家，否则世界不会好。

但是，从现实和实践的角度来看，一个投资人所能看到的ideal是一回事，如何将其体现出来，并在组合管理和交易执行中落实下去是另外一回事。前者需要的是认知功能，属于思想领域，这是哲学家的强项；但后者，也就是按照正确实在的ideal来行事，属于行动层面，则并不是哲学家的强项。哲学家最多可作为顾问，或者由有哲学家气质或能够听从哲学家见解，用好哲学家意见的王来实行。

历史与现实也确实是按照这样的冥冥注定的规律来发展演化的。希腊的历史发展，恰恰是，野蛮落后的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Μέγας Αλέξανδρος或Αλέξανδρος ο Μέγας，其名字亚历山大意为“人类的（ανδρός）守护者（αλέξω）”；前356年7月22日－前323年6月10日）占领了雅典和斯巴达。亚历山大30岁时，已经创立古代历史上最大的帝国，其疆域从爱奥尼亚海一直延伸到喜马拉雅山脉。他一生未尝败绩，被认为是历史上最成功的统帅之一。

亚历山大到16岁为止一直由亚里士多德任其导师，而柏拉图最得意的门生正是亚里士多德（Αριστοτέλης，Aristotélēs，前384年－前322年3月7日）。亚里士多德恰恰更是一位经验倾向的哲学家，他部分修正了柏拉图的倾向。甚至，柏拉图本身也在其后的《法律篇》中修正了自己过度推崇哲学家王的说法，重新回到了西方法治的轨道。

但是，柏拉图在《The Republic/理想国》一书中，提出哲学家为王的思路确实极其伟大的。他的深意是，人类可以通过哲学的思考，为政治实践贡献更多的真理。这一点，恰恰成为后来美国宪法制定者的国父们所借鉴，经过几番修正案，已成为目前人类历史最长的还在运行中的宪法。

同样的，放在金融投资领域中，乔治·索罗斯、沃伦·巴菲特和查理·芒格，尤其是查理·芒格就是柏拉图的继承者，可以称作哲学家投资者（参考我之前的文章：《花生财经：一生虚怀读芒格》）。

作为投资人，也许有另一个更大的问题还值得想想，那就是：索罗斯、巴菲特、芒格出现在美国是一种偶然，还是一种必然？

因为，历史证明了，一种哲学观或思维模式的出现，不太可能只渗透到政治或经济或宗教一个领域，很有可能是在社会、科学、金融等各种领域同时出现。

这也许解释了美国在过去200年成为世界霸主，以及美国的金融市场独步这个星球的根本原因！

这也许就是，古今中外的投资大家们，最终捧起了哲学和宗教的原因！

（花生余，18/05/2019，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