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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2019,天上人间

本文来源于 2019-01-07 18:2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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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宗教拯救不了人类,只有科学技术也拯救不了人类,但当信仰、科技、新型国家治理和国际治理方式组合在一起时,人类或许能够远离自相残杀和荒淫无道,或许能够在哈里路亚声中走进大同世界

屏幕快照 2019-01-07 下午6.24.19

资料图/耶路撒冷

2018年最后三天我都在看英国历史学家西蒙·蒙蒂菲奥里的煌煌巨著《耶路撒冷三千年》,这座最初由犹太人建立城市如今已被超过半数的人类奉为圣城,随着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增长,这个比例还在上升。

耶路撒冷的意思是和平之城,但她自始至终名不符实,争战和杀戮从未远离过这座城市。从公元前586年开始,她被摧毁和重建了十八次,其中很多次都伴随着不分男女老幼的屠杀,《耶路撒冷三千年》的序幕就是公元70年罗马军团的围城、破城、屠城,其惨烈程度惊心动魄。

三千年来,耶路撒冷交织了太多的血腥残暴与娇美神圣、荒淫无耻与坚忍奉献、狡诈贪婪与忠贞虔诚、盲从偏执与思辨宽容。这座城市的美德就是人类的美德,这座城市的罪恶就是人类的罪恶,这座城市的局限就是人类的局限。今天的耶路撒冷仍在看不到尽头的冲突之中,而冲突双方拥有共同的先祖亚伯拉罕,共尊的先知摩西、大卫与耶稣。

人类的智慧已经进步到着手准备移民火星、重新编辑自己的基因、教会由无机物组成的机器感知和学习,但仍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束手无策。在这个星球上,相信耶和华(安拉)创世的人、相信进化论的人和同时相信这两者的人都数量庞大,但如果人类找不到解决耶路撒冷冲突的办法,人类的命运或许就真的将由上帝决定。

工业革命、科学爆炸、市场经济、民主法治,最近三百年,人类似乎解决了此前上帝无法解决的问题。公元1000年,西欧人最笃信基督的时候,那里的人均GDP是400国际元,比一千年前耶稣降生时下降了八分之一,人们挣扎在生存线边缘。(400国际元相当于1990年400美元在美国的购买力,数据来自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世界经济千年史》,下同)。上帝答应亚伯拉罕他的子孙会多如繁星,三千年后,公元1000年,世界人口为2.68亿,比耶稣降生时增长了29%,但是人均预期寿命没有任何增长,都低于25岁。1765年工业级蒸汽机投入使用以来的两个半世纪,人类的进步远远超过此前三千年的总和。1998年,西欧的人均GDP为1.79万国际元,是一千年前的45倍;人均预期寿命为78岁,是一千年前的3.25倍;世界总人口为59亿,是一千年前的22倍。

21世纪的人类活在有史以来最繁荣富足、和平文明的时代,但这并不是工业革命以来的渐进结果,而是二战结束后几十年的成绩。1914年,在尼采宣布“上帝已死,人的意志高于一切”二十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工业强国们在四年时间里自相残杀,一千万军人和650万平民丧命,超过此前两个世纪他们交战的总和。一战结束后仅仅二十年,二战爆发,人类把弱肉强食的兽性发展到极致。不到六年时间,7000万人死亡,其中5000万为平民。人类制造出登峰造极的杀人武器,投在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在几分钟内杀死的人就相当于罗马军团围攻耶路撒冷半年杀死的人。使用原子弹或许是终结“恶”的不得已之举,工程师建造集中营和杀人工厂进行种族灭绝、医生用活人来做细菌实验并大规模施用于平民,则创造了人类恶行的新纪录。科学技术和生产能力的突飞猛进不意味着人类文明的同等进步,相反,手握科技力量的暴政,将把人类带进灾难深渊。

二战后,战胜国以德报怨,大规模援助战败国,消除了冤冤相报的因果。战胜国同时铲除军国主义的制度和文化根源,代之以宪政民主和权力制衡,使战败国的科学技术和勤奋勇毅不再沦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利器。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等全球治理机构被建立起来,世界人权宣言发布、《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约束暴政保障人权的国际条约被认可和签署。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一套基于共同价值观的治理秩序,第一次放弃了强权即真理、强大便掠夺的火与剑的逻辑,开始尝试全球治理、共同繁荣的笔与犁的逻辑。

这套新逻辑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繁荣。1998年,全世界的GDP比1950年增长了6.33倍,人口增长了2.36倍,从25亿增长到59亿,大大超过上一个繁荣周期。1870年-1913年,世界GDP增长了2.60倍,人口增长了41%,从12.7亿增长到17.9亿。两个繁荣周期都伴随着惊人的技术进步,前一个是以电气化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后一个是计算机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但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了世界大战,第三次工业革命却带来了第四次工业革命——将OT(工业自动化技术)、CT(通信技术)、IT(信息技术)、DT(数据技术)融为一体的智能时代。

只有宗教拯救不了人类,只有科学技术也拯救不了人类,但当信仰、科技、新型国家治理和国际治理方式组合在一起时,人类或许能够远离自相残杀和荒淫无道,或许能够在哈里路亚声中走进大同世界。

战后迄今73年,最近40年,全世界最耀眼的经济成就无疑发生在中国。按中国政府的统计数据,从1978年到2017年,中国GDP年均增长9.5%,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2.9%的3倍多,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由1.8%上升到15.2%,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

对中国经济成就的解释多种多样,各成体统,但归根结底还是邓小平在四十年前将创造财富的权力还给了人民。中国人是全世界最勤奋进取、最崇尚发家致富的民族,给点阳光就会灿烂,施点雨露就会绽放。40年前中国经济濒临崩溃,完全是因为捆住了人民的手脚。那时,一个精壮劳力可以食不裹腹地无所事事,但他要是把本乡的出产卖到外乡,就可能因“投机倒把”罪而被枪毙。

即便今天,中国人民的手脚也没有被完全放开,所有那些还排长队的行当,都是供给不足的行当(比如医疗、教育)。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市场准入不足。不过,这个问题如今已不是中国经济的当务之急。真正的难题在于,在有着庞大勤奋人口的同时,中国还存在巨大食利阶层。中国是官民比最高的国家之一,估算数据从1:18到1:39不等。而官民比英国为1:118,印度为1:109.5,俄罗斯为1:84.1,新加坡为1:71.4。(国家行政学院胡颖、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叶岚,《瞭望新闻周刊》,2014年)官不仅指政府部门,那些凭行政垄断占据行业要津但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其实也是中国经济的抽税者。

食利阶层庞大意味着无法降低税负,高税负意味着惩罚生产者,使之放弃生产。这是一个食之者日众,生之者渐寡的负反馈,数代之后,便会难以为继。古代中国,这只能靠定期的王朝更替来恢复平衡。战乱之后,人口折损大半,新王朝休养生息,数十年后迎来王朝盛世,再数十年后王公贵族和官僚体系再度膨胀,逐渐苛政如虎,官逼民反,新一轮王朝更替开始。

如今的生产力水平下,灾年人民也无需担心冻馁,但重税之下,人民无余力做更多消费,企业会因此放弃投资,需求侧和供给侧的因素叠加,经济扩张被限制,萧条隐患潜伏。对策无它,重拾邓小平的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裁减冗员、变食利者为生产者;减税减费,提振消费、改善预期。

打开国门40年之后,尤其是加入WTO 17年后,中国经济已深度融入全球化,对那些高度依赖海外市场和全球供应链的中国企业而言,2018年的最大变化,就是海外市场和供应链变得充满变数。4月的中兴通讯事件,12月的华为事件,贯穿全年、逐渐升级的中美贸易冲突,让很多企业家意识到,如果中美对抗长期化,那么风平浪静、一马平川的“走出去”时代很可能一去不返。

“以法律遵从的确定性,应对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在岁末一篇公开发表的署名文章中写道,“走向全球化就是法治化,法律遵从与全球合规是我们在全世界最重要的基础。我们不因一时一事的恶性事件、挫折消沉了我们领先世界的锐气。”

华为董事长梁华则在一周前的答记者问中强调:在不同国家不同价值观不同文化之间保持平衡,一要做到开放透明,用西方的思维解决西方的问题;二要做到合规,遵守所在国法律和联合国相关规定;三要尽到社会责任。

这些话显然是希望透过媒体传递给当事各国的政府。华为是大国博弈的牺牲品,某种程度上也是试金石,如果它在两种价值观、两种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的夹缝中能赢得发展壮大空间,那么中美两国政府也应该有包容对方的空间。

2018年第一期《纽约客》刊发了一篇题为“让中国再次伟大”的封面文章,作者是普利策奖得主、该刊驻华记者欧逸文(Evan Osnos)。他写道:“几十年来,中国一直遵循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战略,但现在她宣布进入新时代,可以为其它国家提供中国方案作为新选择。”与此同时,“自二战以来,美国就在倡导一种基于新闻自由、法治、人权、自由贸易、环境保护的国际秩序。它将上述理念植根于德国和日本的重建,并扩展到遍及全球的盟邦。但当中国力争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更大角色时,美国却在寻求一个更小的角色。”

文章还引用了中国国防大学战略专家金一南少将在一个讲座中的话:“特朗普退出TPP(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定)是给中国送了一个大礼,当美国在进行全球性撤退时,中国现身了。”这一时刻本来预计可能在本世纪中叶到来。

欧逸文和金一南都误判了形势。当欧逸文撰写他的封面文章时,特朗普已经做好准备与中国大干一场,而他留给外界的印象却是——用欧逸文文章中的话,“敬畏地看着紫禁城和中国主席,然后选择了中国的市场和权势。”

欧逸文为写这篇文章采访了中美印新等国的数十位专业人士,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误判了形势,其中一位著名的中国专家对他说:“特朗普就是美国的戈尔巴乔夫,他是中国的战略大机遇,他的任期有多长,中国的机遇期就有多长。”

事实上,特朗普在2018年向中国发动了咄咄逼人的“进攻”,让中国从官方到民间都大吃一惊。12月4日,他的外交部长蓬佩奥在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发表演讲,称中国是带来不稳定的“坏分子(bad actor)”。“坏分子利用我们缺乏领导者的机会为自己谋利。这是美国收缩产生的恶果,特朗普总统决议扭转局面。”

第二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例行发布会上回应称:中美两国谁也脱离不了谁,谁也改变不了谁。“和则两利斗则两伤。我们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促进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给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好处和利益。”

2017年11月的一个傍晚,正要走进耶路撒冷西区一家餐厅的我被一阵远方的呼唤声止住脚步,这是清真寺的宣礼员在召唤信徒礼拜,我在别处也听过宣礼召唤,这是一种绵长忧伤、带有磁性的成年男声,听过之后很难不印象深刻,对第一次听的人尤其如此。但此时的召唤声更加独特,它更遥远,更像来自天际或深渊的声音,不知道这声音是不是来自东区阿克萨清真寺,传说穆罕默德踩石登霄前在那里做了最后一次礼拜。我忍不住掏出手机举到空中,把这呼唤声录了下来。

第二天,我们参观了著名的哭墙,这是犹太第二圣殿的基座,公元70年罗马军队将该圣殿连同圣殿内的一万名犹太战士和老弱妇孺一道付之一炬,大火之后又将其残骸彻底拆除,只留下深入地下的基座。自那以后犹太人就被驱离故土,流落四方。

晚上我们去一个犹太人家里做客,那天是安息日,餐前男主人用希伯来语吟唱了民歌(也许是犹太经文),音调和清真寺的宣礼招唤很像,绵长中带着些许忧伤。读完《耶路撒冷三千年》后,我明白了两者为何神形皆有相似之处,因为他们本来就同宗同源,《古兰经》称犹太人的祖先亚当和亚伯拉罕也是穆罕默德的祖先,摩西、耶稣是穆罕默德的兄弟,他们同样是伊斯兰教的先知。

“宗教必须解释快乐为何转瞬即逝、忧愁为何亘古恒久这个让人类既困惑又恐慌的谜题,因为我们需要感受一种比我们自身更强大的力量。” 西蒙·蒙蒂菲奥里写道。

中美会开始一场新冷战吗?读完蒙蒂菲奥里的书后,我一直被这个问题所萦绕。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同宗同源,却相互仇杀了两千年。中国和美国在精神纽带上没有任何联系,美国属于基督教文明圈,中国文明则在欧亚大陆东端一片被海洋、山脉、沙漠分隔出来的广袤土地上独自绵延了三千余年,其间多次被异族征服、屠杀,但最终以其文化力量——语言文学、诗书礼仪、官僚体系——将一个又一个征服者同化,并形成了自己的文明辐射圈,东到朝鲜、日本,南至越南。按照麦迪森的估算,公元元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26.2%,当时的头号经济大国是印度,占世界GDP的32.9%。到1820年,中国达到其经济规模的顶峰,占世界GDP的32.9%,而印度降至16%。

1776年建国的美国建立在欧洲启蒙运动以及更早期的成果之上:宪政立国、政教分离、三权分立、主权在民、言论自由,这些欧洲部分实践、主要停留在理论著作上的政治哲学在美国付诸实施,并奇迹般地发扬光大。经济上,美国是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代表,政府与市场泾渭分明,政府负责提供市场自身不能或不愿提供,但市场运行又必不可少的公共产品——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契约执行、财产保护、公共卫生、基础教育、基础设施等,市场(主体是企业)则负责提供衣食住行所需的私人产品。而无论政府、企业还是公民个人,都受到法治的约束,在法律面前,政府、企业、公民,是平等的诉讼主体。这套政经体制实施两百年后,美国在这片新大陆上建成了世界头号强国,无论硬实力还是软实力。

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是一个苏俄制度不彻底和不成功的模仿者。其政治哲学部分来自马克思的学说,但主要是列宁主义和中国自身的中央集权传统。列宁主义加强了共和国的中央集权程度,执政党组织体系的严密,行政效率的高效,令自秦至民国的历代政权都望尘莫及。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讲话里,党的总书记兼国家主席总结道:“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共和国的经济体制哪怕在1949-1978年间也不是纯粹的苏式计划经济。1978年后的四十年间,这套半苏式经济体制被改造成执政党称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它强调市场应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强调发展私营经济“毫不动摇”,也强调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和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毫不动摇”。

“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集体先于个人、和谐先于冲突,这是中华文化的传统。”中国工商银行原副行长、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前总裁、高盛北京代表处前首代张红力在中国政法大学的一个讲座中说。他认为,中国当下的政经模式符合上述中华传统。

但在美国人眼里,中国的政经模式却是“政治上的威权主义、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贸易上的重商主义、外交上的新扩张主义”,这套模式威胁了美国及其领导的西方世界的利益,必须加以遏制。

2018年12月1日,中美元首在G2O峰会上就绵延一整年的贸易冲突达成了一个“停火协议”——截至2019年3月1日,双方继续谈判90天,在此期间互不升级贸易制裁措施。

很多人对中美在此期间达成妥协表示悲观,我也持此观点。乐观者则认为政治是政治,贸易是贸易,特朗普想要达成一个贸易协议,而非政治协议。贸易就是生意,只要出价合适,没有谈不拢的生意。这种想法忽略了中美冲突的复杂性,正如特朗普贸然将美国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忽略了阿以冲突的复杂性一样。

中美贸易冲突仍将是2019年的关键词,这场冲突在2018年的波及面还不大,受影响的主要是部分科技公司,理工科的学者交流和学生签证,如果今年冲突升级,越来越多的普通老百姓也将受到影响。国内经济2018年已呈下滑趋势,如果内外因叠加,企业的日子无疑会更不好过。而我们所能做的,无非是做最好的准备,做最坏的打算。正如《肖申克的救赎》中安迪所言:“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上帝。如果你自己都放弃了,还有谁会来救你?”

(编辑:王悦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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