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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选择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7-08-11 13:00:27 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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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亲爱的,我先睡一会儿。”

1996年夏天,初见戴夫·高德伯格(Dave Goldberg),当时我刚搬到洛杉矶,共同的朋友邀请我们一起晚餐,餐后再去看电影。电影刚开头,我就迅速睡着了,我的头,倒在戴夫肩膀上。后来,戴夫很喜欢告诉人们,那时他认为,我对他有感觉,直到后来他才知道,原来“谢丽尔,在任何地方,会倚着任何人睡着”。

戴夫很快成了我最好的朋友,而洛杉矶,对我来说也开始有了家的感觉。他带我结识一些有趣的人,告诉我一些可以避开交通堵塞的小路,帮我制定休闲计划,确保我在周末和假日有事可做。是戴夫,引领我接触互联网,给我听之前从未听过的音乐。在他的影响下,我变得越来越酷了。在我跟男朋友分手的时候,戴夫毫不避忌地安慰我,要知道我的前男友可是前海豹突击队成员,即使在睡觉时床下都放着上了膛的枪。

戴夫总是说,他对我一见钟情,可是不得不等了很长一段时间,等我“变得足够聪明去摆脱其他人”,开始和他约会。戴夫做什么事情总是先我几步,后来我也慢慢赶上了他。那场电影之后又过去了六年半,我们紧张兮兮地安排了一次长达一周的共同旅行,我们都知道,这场旅行,要么把我们的关系带往一片新天地,要么把我们的友谊,毁得一干二净。又过了一年,我们结婚了。

戴夫是我的精神后盾。每每我觉得沮丧的时候,他保持冷静;我焦虑的时候,他说一切都会好起来;我不确定该怎么做的时候,他帮我厘清脉络。就像所有的已婚夫妇一样,我们的婚姻也有起起伏伏。不管怎样,戴夫总是让我觉得,我被深刻地理解着,我被坚定地支持着,我被全然地深爱着。我一直以为,我将倚着他的肩膀,度过余生。

婚后十一年,我们一起去了墨西哥,为我们的朋友菲尔·多伊奇(Phil Deutch)的50岁庆生。我的父母在加州帮忙照看儿子和女儿,能够有一个纯成人式的周末,戴夫和我都很兴奋。星期五下午,我们闲坐在游泳池边,用ipad玩着《卡坦岛拓荒者》游戏(Settlers of Catan)。我赢了,但是我的眼睛不争气地总是想闭上。当我意识到疲劳感不能使我保持胜果时,我说:“亲爱的,我先睡一会儿。”我退出游戏,蜷起身体睡着了。那天下午3点41分,有人抓拍到一张照片,戴夫拿着iPad,坐在他兄弟罗勃和菲尔旁边,我在他们身前地板的垫子上睡着了,戴夫在笑。

一个多小时之后,我醒了,戴夫却不在椅子上,我和朋友们畅游了一会儿,想着他可能按原计划去了健身房。后来我回房沐浴,发现他也不在房间里,我有一点诧异,但却没有放在心上。接着我为晚餐挑选了衣饰,查了邮件,给孩子们打了电话。儿子很不开心,因为他和朋友没有遵守游乐场的规则,爬上了护栏,戳坏了帆布鞋。他哭着认错,我告诉他,我欣赏他的诚实,我会和爸爸讨论一下,要从他的零花钱中拿出多少来买双新鞋。四年级的小男生想尽快有个结果,催着我快做决定。我说这类事情需要我和爸爸共同决定,所以只能第二天告诉他答案。

我离开房间下楼,戴夫不在。我走向海滩,和朋友们会合,戴夫也不在。我慌了,一定有事发生。我朝罗勃和他太太莱斯莉大喊:“戴夫不在这儿!”莱斯莉愣了一下,然后大叫:“健身中心在哪儿?”我示意前方不远处的台阶,我们开始奔跑。直到现在,我仍能体会到当时我的身体和呼吸因为这句话有多紧张。此后,再也没有人对我说这句会使我的心脏狂跳的“健身中心在哪儿”。

我们在椭圆机旁边的地板上,找到了戴夫,他的脸微微发蓝,偏向左侧,他头下有一小摊血。所有人尖叫着。我开始给戴夫做心肺复苏,然后罗勃接替了我,医生来了之后,继续接手。

在救护车上的那半小时,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30分钟。戴夫躺在担架上,医生在救治。被朋友们安置在前座上的我哭着乞求医生告诉我,戴夫还活着。我不能接受,医院怎么那么远,为什么有那么多车挡住我们的前路。抵达医院后,戴夫被医护人员带进一扇沉重的木门后,我被拦在外面。我和菲尔的太太玛恩·莱文(Marne Levine)坐在地板上,另一位密友抱着我。

仿佛等了有一生那么久,之后我被带进一个小房间。医生走进来,坐在桌子后面。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医生离开后,菲尔的一个朋友走向我,轻吻我的脸颊,“节哀顺变。”他的话和礼节性的吻令我恍惚到未来,我知道,正在经历的这一幕在将来会不断地、不断地、不断地上演。

有人来问我,要不要和戴夫道别。当然要去说再见啊,我怎么舍得离开。我以为,只要我待在那个房间,抱着戴夫,只要我不离开,戴夫就会醒转,带我脱离这个梦魇。这时同样悲痛的罗勃说该走了,我走了几步离开房间,然后又转身跑了回去,竭尽全力紧紧抱住戴夫,最后罗勃慢慢地把我拉离了戴夫。玛恩陪着我走过长长的白色走廊,她环着我的腰支撑着我的身体,也防止我再跑回那个房间。

我的余生就这样开始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都是我不曾选择的人生,也是我完全没有做好准备的人生。无法想象。我和孩子们坐在一起,告诉他们爸爸离开了。孩子们尖叫着,我哭喊着。葬礼上,人们说起戴夫时用的是过去时。家里有很多熟悉的面孔,不断有人来到我身边,草草地吻着我的脸颊,伴之以相同的一句话:“节哀顺变。”

到达公墓时,孩子们下了车,扑倒在地上,一步也走不了,我躺在草地上,在他们痛哭时紧紧地抱着他们。孩子们的表亲也来了,和我们躺在一起,积成了一个巨大的哭泣的人堆,一向保护他们远离伤痛的成人们的臂弯,在此刻只是徒劳。

诗歌、哲学和物理学都告诉我们,时间带给我们的感受并不是均等的,戴夫离开后,时间变得越来越慢,越来越慢。一天又一天,孩子们哭泣着,尖叫着,他们不哭的时候,我热切地看着他们,等待着他们下一次需要安慰的时刻。我自己的哭泣和尖叫,大部分都是在心里,有些时候,我也会忍不住释放出来,填满其他空间。我被空虚占满,巨大的空虚,占据了我的心脏、我的肺叶,限制了我思考的能力,甚至呼吸的能力。

悲痛是个极其苛求的伙伴,戴夫最初离开的那几天、那几周、那几个月,悲痛一直都在,不只隐藏在海平面之下,也浮上了海面,细细密密地、拖拖拉拉地、挥之不去。然后,像海浪一样,急卷起来,冲刷撞击着,就好像要把我的心抛出身体一样。在那样的时刻,我感觉自己连多一分钟的痛苦都不能够再承受,更别说一个小时了。

我常常看到戴夫躺在健身中心的地板上,我看到他的脸在天际浮现。每到深夜,我会大声呼喊,喊进那虚无:“戴夫,我想你,你为什么离开我?求你,快回来!我爱你……”每一晚,我都哭着入睡,每天早上我醒来,都会一整天再经历同样的情绪。我不相信,没有他的世界还会继续运转。每个人怎么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继续如常呢?他们知不知道呢?

日常生活中很普通的事情,也开始变成了地雷。女儿在家长之夜上给我看她在八个月前开学第一天写下的话:“我上二年级了,我很想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女儿的话像破碎球一样击中了我,在她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无论是她还是我,都不会想到,在二年级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她会失去父亲。二年级。我看向握在我手里的她的小手,再看向她甜美的小脸,她盯着我,想知道我是不是喜欢她的文字。我颤抖着,蹒跚着,差点跌倒,我只能假装要跌倒了。我们一起在教室里走的时候,我一直看向地面,躲避着其他父母的眼神,避免彻底崩溃。

纪念日更令人伤心。戴夫总是会把开学第一天当成大日子,他会在孩子们走出家门的时候,拍很多照片。我也试图激起热情去拍相同的照片。女儿生日会那一天,我坐在卧室的地板上,我的妈妈、姐姐和玛恩陪着我。我想我下不了楼,也活不下去了,更别说在生日会上强颜欢笑,尽管我知道为了女儿,我不得不这样做;我也知道为了戴夫,我必须这样做。可是,我想和戴夫一起做这件事。

当然我在生活中也能发现有趣的事情。剪头发的时候,我提到自己入睡困难,发型师把剪刀放下,打开包,夸张地拿出了大大小小、形状尺寸各异的阿普唑仓片。我没有接受他的药,但是我非常感激他的举动。有一天,我在电话里跟父亲抱怨,所有悲伤的书籍都有个糟透了的标题——《死亡,极其重要》(Death Is of Vital Importance),《对它说Yes》(Say Yes to It)(就好像我可以说不似的)。就在我们通电话的时候,一本新书又到了:《躺到床的中间去》(Moving to the Center of Bed)。还有一天,我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打开收音机,想放松一下,可是电台播放的每一支歌,好像都比前一首更糟。《我曾经认识的某一人》(Somebody That I Used to Know),糟!《不是结束》(Not the End),我也祈求不要结束啊!《永远年轻》(Forever Young),才不是这么回事儿!《人生如隙,一路走好》(Good Riddance: Time of Your Life),更糟! 没有最糟! 最后,我停留在播放《驯鹿的心地比人好》(Reindeers Are Better than People)的那个频率。

我的朋友戴维斯·古根海姆(Davis Guggenheim)告诉我,作为纪录片制作人,他早已学会让故事自己去讲故事。每一部片子开始拍摄时,他都不知道故事的结尾会是什么样子,因为故事必须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时间节奏缓缓展开。戴维斯担心我可能会试图去控制自己的悲伤,他鼓励我要倾听悲伤,靠近悲伤,让悲伤自行其是。他太了解我了,我的确找了很多方式去作别悲伤,把它放到盒子里,再丢掉。最初的几个星期、几个月,我失败了。痛苦无时无刻地掌控着我,即使当我看起来很平静镇定时,它一直都在。我的身体坐在会议室,或者在卧室给孩子们读书,我的心,却永远停留在健身房的地板上。

C. S. 刘易斯(C. S. Lewis)说:“没有人告诉过我,悲伤会来得如此恐惧。”恐惧持续不停,悲伤永不消逝。悲伤之浪不断地撞击着,直到击垮我,直到我再也不能直立,不再是我自己。戴夫去世后两星期是我最空虚的时候,我收到了一封熟人的信。写信者六十多岁了,她说因为自己先我一段时间成为寡妇,她以为会有好的建议能帮到我,但是并没有。几年前,她失去了丈夫,而她的密友在十几年前也失去了丈夫,她们二人都没有感觉到时间会减轻痛苦。她说:“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一个可以帮到你的方法。”毫无疑问,这封信对我意义非凡,它摧毁了我的希望,痛苦不会在某一天消失的。我感觉自己完全被空虚包围,漫漫前路,尽是无尽的空虚。

我打电话给亚当·格兰特(Adam Grant),他是沃顿商学院的心理学家和教授,我把这封令人绝望的信读给他听。两年前,戴夫读过亚当的书《沃顿商学院最受欢迎的成功课》(Give and Take),并且邀请他来自己任CEO的调查猴子公司演讲。那天晚上,亚当来我们家吃晚餐。亚当研究的课题有关人们如何找到驱动力和意义感,我们讨论了女性面临的挑战以及亚当的研究如何介入这个话题。后来我们开始一起写作,成了好朋友。戴夫去世后,亚当飞过整个美国,来参加葬礼。我告诉他,我最大的恐惧就是孩子们再也快乐不起来了,而其他人也会因为我的这段经历对我小心翼翼。但是亚当通过数据告诉我,许多孩子在失去父母之后,都具有强大的复原力,他们继续拥有快乐的童年,成年后也能很好地适应社会。

亚当从我的声音中听出了因这封信引发的绝望,他又横跨美国,飞来告诉我,在这看似无止境的空虚中,存在着底线。他想面对面告诉我,尽管悲痛不可避免,但我总是可以做些事情以减轻我自己和孩子们的痛苦。他说,在最多六个月内,超过一半失去配偶的人,会度过心理学家所定义的“急性悲伤”(acute grief)阶段。亚当让我相信,尽管悲伤会按照自己的方式运转,我的信念和行动却决定着我会多久走出空虚。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的生活中从来只有玫瑰,事实上,每个人都会经历困境。有些时候我们能预见困境的到来,有时却遭遇当头棒喝。可能是孩子悲剧般的突然离世,也可能是一段关系撕心裂肺的破裂,或者是梦想未能实现的极度失落。问题在于,这些事情发生之后的下一步,该怎么做?

我想,既然复原力是忍受痛苦的一种能力,因此我问亚当,如何得知自己拥有多少复原力?他解释说,人的复原力数量并不是固定的,因此,应该换个问题:要怎样才能够变得有复原力?复原力是人们面对悲痛的反应速度和强度,我们可以建立自己的复原力。用我们的身体来打比方,复原力并不是指脊柱,而是要加强脊柱周围的肌肉力量。

自戴夫离世之后,许多人都对我说过“真想不到” ,意思是,想不到这件事会发生在他们身上,也想不到我是如何做到还能跟他们交谈,而不是蜷成一个球,悲哀地躲在角落发呆。我记得有个同事失去了孩子,返回工作岗位的时候,还有个朋友在被诊断出癌症之后买了杯咖啡时,我的感受和他们一样。可如今,角色发生了变化,我的回答变成了:“我也想不到,但我没有选择。”

是的,没有选择,只能每天清醒;没有选择,只能熬过打击、悲痛,以及对抗“我还活着”的负罪感;没有选择,只能努力向前,在家里做一个好妈妈;没有选择,我必须专注,在工作中做一个好同事。

失去、悲痛和失望,都是个人的感受,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境遇,以及相应的应对。然而,那些愿意分享自己经历的人的善意和勇气,帮我走出了我的困境。最亲密的朋友向我敞开心扉,陌生人也公开贡献了智慧和建议。亚当非常有耐心且坚定地认为,黑暗终将过去,我也终将走出困境。即使面临生命中最沉重的悲剧,我也可以掌控,不让它扩大影响。

我和亚当在这本书中想要分享我们关于复原力的所知,这本书是我们共同写作的,但是为了简便和清晰,故事中的“我”是指谢丽尔,亚当则是以第三人称出现。我们不想假装每一天,希望都会永远战胜痛苦,确实不会。我们也不想假设自己经历了每一种可能的失去或困境,并没有。没有一种正确的方式去面对悲痛或者挑战,所以我们没有完美的答案,也根本没有完美的答案。

我们也知道,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有美好结局。我们在书中讲述的每一个充满希望的故事,也都会有一些难以克服的困境。对于每个人来说,复原之路也不总是从同一个地方开始的。战争、暴力、性别歧视伤害着个人及团体;歧视、疾病和贫穷会加深悲剧。令人悲伤的真相在于,困境不总是在人类平均分配,边缘化及被剥夺权利的群体有更多的不幸要去抗争,有更多的痛苦要去面对。

正因为我的家庭经历过痛苦,我很清楚我们是多么幸运,有广泛的支持体系,有大家庭,有朋友,有同事,以及为数不多的人可以轻易得到的财务支持。我也知道,讨论在困境中寻找力量,并不能够在第一时间减轻我们自己努力去对抗困难的责任。我们需要在社区和公司中做一些事——公共政策的实施,人们互助的方式,可以确保更少的人免受痛苦。

无论我们怎样努力尝试去减少悲剧、不平等以及苦难的发生,它们依然存在,我们也必须要面对它们。为了应对未来的变化,我们需要现在就建立复原力。心理学家已经做了一系列广泛的研究,帮助人们从逆境中复原,涵盖了从失去亲人、失恋、离婚到受伤与疾病,也包括个人事业的失败,以及很私人化的失望情绪。亚当和我在回顾这些研究的时候,采访了很多经历过普通逆境和极端苦难的人们和群体,他们的故事改变了我们思考复原力的方式。

这本书有关人类的精神能力,其中探讨了人们帮助自己以及帮助他人可以采取的步骤。我们研究了心理学的复原理论,以及重获信心的挑战和重新获得快乐的心理学理论;我们发现了讨论悲剧的方式,以及如何让正在经受痛苦的朋友变得快乐的方法;我们也探讨了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步骤,去创造有复原力的社区和公司,培养更强壮的孩子,让人们重新学会爱。

我现在知道,人是会经历创伤后成长的。很多面临毁灭性打击的人,都能够发现自己具有更强大的力量,以及寻找到更深的意义感。我也相信,人们也会经历创伤前成长,不必经历悲剧,就可以提前建立复原力,为潜伏在人生前路的障碍做准备。

我自己的人生旅程也刚刚过半,急性悲伤的迷雾虽已慢慢升腾,可那种悲伤,以及对于戴夫的思念仍如影随形。我继续挣扎着,摸索着这本书中讲到的许多方法。像许多其他经历过悲剧的人一样,我希望自己可以找到意义感、重寻快乐,并帮助他人去经历同样的事情。

回看经历过的那些最黑暗的时刻,现在的我,可以看到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下都闪烁着希望的光芒。一个朋友提醒我,孩子们在墓地崩溃的时候,我对他们说:“这是我们生活中第二糟的时刻,既然已经扛过了最糟的那一个,这一个我们也一定能扛得过。未来只会越来越好。”然后我开始唱起从小就知道的一支歌,“安息平安”(Oseh Shalom),祈祷和平。我不记得自己为什么要唱起这首歌,后来我才知道,这是犹太教哀悼逝去的人时颂唱的赞美诗《珈底什》的最后一句,这也就解释了我为什么突然唱起了它。很快在场所有人都唱了起来,孩子们也跟着唱着,哭泣停止了。而在女儿的生日会那天,我从卧室的地板上爬了起来,整个生日会我都保持着微笑,令我最惊讶的是,女儿过得非常开心。

就在失去戴夫后的几个星期,我跟菲尔讨论了孩子们的父子活动,我们达成了共识,找人代替戴夫的角色。我哭着对菲尔说,“可是我想要戴夫。”菲尔抱着我说:“既然选项A已经关闭,只能选择该死的B选项。”

生活从来不完美,每个人的生活都有B选项。这本书就是要帮助所有人去选择那该死的B选项。

 

——本文摘选自《另一种选择》,作者谢丽尔•桑德伯格,中信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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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丽尔•桑德伯格】 (编辑:马楠)
关键字: 《另一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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