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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毕加索一起淋浴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7-05-17 12:37:00 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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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富有创新能力的人学习创新,因为他们不只是被动地等待灵感,而是去调整自己,让创新距离他们更近

本文重点关注我们如何在家中和工作中激励所谓的创造性突破。本文要表明的一个观点是过多的自我意识会束缚创造力。要具有创造力,我们需要偶尔忘记自己,克服焦虑情绪,让身体及其缓慢的思维过程以其自身的节奏运转。正如芬兰建筑师尤哈尼•帕拉斯玛(JuhaniPallasmaa)在《智慧之手》(The Thinking Hand)一书中提到的那样:

建筑领域中那些具有意义的理念或反响并不是个人突发奇想的表现,它们植根于工作和技艺之中。正是身体内最基本的、潜意识的、情境化的、无声的领悟在其中发挥着作用。而如今人类对个人的高估以及类似理性的、有些自大的自我意识很难与之有什么关联。

我们需要像爱因斯坦和毕加索那样,在浴室或其他任何可能的地方让好的想法自然到来。这是因为,当我们身处某个地方,比如浴室,我们会从积极参与的模式转换到一个更为被动的模式。爱德华•德•波诺(Edward de Bono)在《严肃的创造力》(SeriousCreativity)一书中将其描述为“创造性暂停”,即为了取得最佳效果而停止思考。有意识地中断工作可以激发创造力,而浴缸可能像其他地方一样是个理想的地方,因为这里被人打扰或侵扰的可能性很小—如果你是独自洗澡的话!清洗身体这个任务本身就是日常例行事务,这就给我们留下了思考的空间。如果你在工作中一直墨守成规,那么走出办公室,去浴室洗个澡,改变一下所处环境,这种做法本身就有助于激发新的想法。

在沐浴中获得“无压力”感

本书所有的访谈都涉及创造性突破这一概念,但其中有两位受访者已经相当明确地将创造性突破定位在浴缸中。其中一位是索伦•拉斯泰德,他的故事在上一章刚刚讲述过;另一位则是丹麦流行音乐DJ肯尼斯•伯格,他同时也是晚会承办人、艺术家、制作人和唱片公司总裁。

肯尼斯上世纪 80 年代便已为人所知,当时,他的“昏迷”(Coma)晚会和“酸屋”(acid-house)音乐将现代DJ风格和舞厅文化带到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在那些激动人心的日子里,那些尚不至于前卫到参加快乐主义“酸屋”音乐舞会的人,都很可能记得他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金曲Dr Baker hits Kaos和Turn Up the Music。肯尼斯•伯格在丹麦音乐史上屹立30年不倒,如今仍能把握潮流,其唱片公司梦之音乐(Music For Dreams)发行了好几个乐队的音乐作品,诸如丹麦美女电声乐队(FaggetFairys)、水叮当乐队、Hess IsMore乐队、Lulu Rouge乐队。肯尼斯最近还出版了一本关于“昏迷”晚会的书,并和他的妹妹一起发行了梦之音乐的家居音乐集。

肯尼斯解释说,他偶尔会一天沐浴三次以净化思想,冬季时,他还喜欢到户外游泳。沐浴的习惯可能只会在水费账单上体现出来,他觉得户外游泳是极好的减压方式:冬泳可以让我很好地应对压力。哪怕要面对的问题成百上千,而我只需跳入水中。我想‘我们只需把问题解决好’。游泳可以帮助我做好梳理。”肯尼斯自称,他的力量来自自己的“无压力”感,即便客观上压力是存在的:“我就像是个船长,哪怕船在下沉,我也要继续航行。”

忘记自我

创造性突破可以表现为一种特殊的技巧,例如:当你需要有所突破,想以一个新的视角去解决问题时,你可以洗个澡。然而,对于肯尼斯来说,沐浴根本不是什么策略:“我不会去思考策略,我只是去做。当你置身其中,你就具有创造性。你不会仔细考虑,你只需去做。”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值得思考,那便是:一个人能否有意识地通过创造性突破来提高创造力?或者,这种努力会不会适得其反?这就如同一个女人只是执着于寻找自己中意的男人,那么她绝不会找到真爱。此问题的答案可能介于二者之间。

肯尼斯相当具体地描述了他沐浴时如何将自己完全关闭起来并忘记周围世界。这正是尤哈尼•帕拉斯玛在本章开头所强调的—过多的自我意识会限制自然的、缓慢的思维过程,而创造的艺术在于能够偶尔忘记自己。对于肯尼斯•伯格而言,这个过程平淡无奇:他只是每隔一段时间便沐浴一次。

创新的过程可能需要休息一下,这一间断将是一个封闭的空间,沉默、寂静。但是肯尼斯却坚信,仅仅存在于自己所处的“当下”是远远不够的。例如,当他创作了一首流行歌曲时,他常常发现自己所处的环境已经是不同的“当下”,而理想中正在播放音乐的电台主持人并未像他一样看到这其中的潜力。正如肯尼斯所说:“当你有了些前瞻的想法时,却往往很难令别人信服。”但他人的反对可以成为一种重要的驱动力:“遇到的阻力越多,我就愈发确信我真的获得了些什么。”

经验三则

肯尼斯的故事和彼得•斯坦拜克的有几分相似之处,不同的是彼得逃离了菲英岛,而肯尼斯则离开了日德兰半岛的霍布罗镇,来到哥本哈根为自己创造新生活。他年轻的时候就明白自己想投身音乐事业。肯尼斯解释道,有一天,他穿过叔叔家的草莓园时,突然萌生了当DJ音乐人这个想法。当表弟英厄•汉森(Inger Hansen)问他长大后想做什么时,他立即回答说:“(像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那样)。”那是一种从现场音响奔涌而出的音乐。

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肯尼斯就听各种黑胶唱片和磁带音乐,还参加了戏剧和舞蹈培训班。其实,他在十几岁的时候便在奥尔胡斯的自由式迪斯科比赛中名列第三,当时的评委是音乐人安德斯•伯科(Anders Bircow)和演员索伦•皮尔马克(SørenPilmark),二人均认为肯尼斯应该获奖,并推荐他参加珍斯•奥肯(Jens Okking)的表演班。正是在这个时候,肯尼斯才开始认真演奏,音乐成了他的全部:“于是,音乐就这样慢慢地渗透进来,我在夜里精力充沛地工作,晚上也住在学校。”

作为一名17岁的青年,肯尼斯访遍了丹麦各类迪斯科舞厅,从经验丰富的DJ音乐人那里搜集方法和技巧。他说自己学会了三件事:

(1)不要和当地的女孩上床,否则,当你下一次出现在城镇时,她们会心碎。你要和每个人做朋友,因为俱乐部的女孩就相当于你的收入来源。

(2)不要喝酒或吸毒,这样会让你无精打采。一位好的DJ音乐人需要提前为观众准备好五首歌曲。

(3)一切都要围绕音乐展开。你需要安排好曲目,这样你就可以使人们随着你的音乐起舞。从第一首曲目开始,你就要施展魔力,让人们跟着你的音乐走。每一次创作过程背后都涉及一定程度的分析工作。正如肯尼斯所说:“与那些全国巡演的音乐人待在一起,几乎有点学者气了。我随身带着小本子,然后记下所有学到的东西。”我们会在本书稍后再次回到肯尼斯的故事,了解其在创作过程中是如何将阻力转化为积极因素。在此,我们先继续听听有关创造性突破的故事。

散步、冥想和创作

我们的许多访谈对象并没有主动地说在沐浴时思如泉涌,但都知道这个有关突破的隐喻。其中之一就是乔根•莱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作家、记者和电影制作人。我们在奥尔胡斯见到了他,此前一天,他刚为自己的最新电影《好色之徒》(The EroticHuman)举办了一次讲座,参加讲座的有400多人。乔根说很高兴获得这么多人的支持,但自己从来没有真正思考过目标市场的问题。

4月的一个早晨,在奥尔胡斯的普罗旺斯酒店一个美丽凉爽的庭院里,乔根坐在遮阳伞下一边乘凉一边与我们谈话,他说,当他写作或真正需要创新时,会用散步的方式开始新的一天。最近他和一些好友住在海地北部的一家酒店,每天早晨沿着海边悬崖散步让他充满活力—正如他所描述的:“对于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说还是挺难的。”

散步其实就是一种休息,就是在引领你步入艰难的、时而焦虑的写作过程。乔根总是忙于寻求促进创新的条件和环境。他说:

在北部海岸生活我觉得非常舒服,说来也奇怪,我总能踏踏实实地写作,这就像有魔力一样。自上次海地地震把我的存稿和工作场所都毁掉以后,创作对我来说很是艰难。我想也许我可以居住在多米尼加。我在尽力让自己适应以便支持我的创作,这也是我一直生活在海地的主要目的,但我还是不能在多米尼加安下心来。我试过了,但我太想念海地了。我曾和一位名叫弗兰克•艾什曼(Frank Esmann)的朋友在海地想一起做些无线电广播类节目,我意识到,我必须回去。

所以,2011年2月1日,乔根坐上了从圣多明哥至海地北部海岸的巴士。一周后,他找回了状态,完成了两本书的提纲。他认为,真实的创作过程对他来说是一个谜,但多年来,他已积累了一些经验,知道哪种条件有利于创作过程:

你时常觉得自己很愚蠢,好像一切都完了,但根据经验,你知道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这就是为何我要调整自己遵守几条规则:我专注于写作,我明白我不会无从下笔;如果认真地待即时写作,那么灵感便会不请自来;为了营造写作氛围,我会去做一些事情;我知道为了补充大脑能量,我需要运动,早餐前散步—一大早就去。所以,我按照这个计划执行,7点钟从城门出发,沿着陡峭而多石的山路步行一个小时。重要的是战胜自己,这和写作时需要克服自己是一样的。早上的胜利让我感到轻松。在这层意义上讲,散步的确是一个诀窍。如果我只是睡懒觉,那么下午就会觉得疲惫。山路非常难走,能够走完绝对是一种胜利。如果有想法,那我就会尽量抓住它们。另一个诀窍是从海明威那里学到的,那就是你无法连续八小时写作。我可能在早上写几个小时,稍作休息,然后吃午饭,下午再接着写,但晚上就不会再写了,晚上写作的情况很少。

创作过程本身可能是无形无影、难以确定或控制的,而且几乎有一种催眠作用,然而写作的环境是必要条件。创作中的间歇和创造性突破—诸如散步、沐浴和休息,无论是作为一种激励还是一种暂停,都可以以不同的方式促进创新。散步或许是其中最好的催化剂之一。古往今来,艺术家和哲学家们都曾用散步来获取灵感或实现一些想法。丹麦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为寻求灵感,喜欢在哥本哈根闲逛。事实上,克尔凯郭尔觉得城市里所有的人和噪音都提供了一种必要的干扰,使他得到更多的启发。他还讲述了他是如何将Either/Or这本书做了两次彻底的修订。他补充说,除了这些修订,当然还必须算上散步时为此书绞尽脑汁的所有时间。除克尔凯郭尔以外,很多哲学家—包括黑格尔、康德、维特根斯坦、尼采和卢梭—都描述过将散步作为一种重要的工具。

卢梭写道,他只能在散步时冥想—对他而言,冥想二字是进行哲学思考的另一种表述。他进一步表示,当他停下脚步,也就停止了思考,并说:“我的大脑总是和我的双腿一同运转。”他经常在晚饭后行走于巴黎的布洛涅森林公园,而且,他有一套井井有条的方法,他将这些傍晚散步的时间用来思考接下来的作品和写作,这是一套对他非常有效的日常活动。

然而,除了独自散步,乔根•莱斯的工具箱中还有许多其他工具,都是个人的行为习惯。他总会在感觉最佳的句子那里停下来:

一个有效的秘诀就是在晚上开始写一些东西,然后到第二天清晨再回来接着写。这样一来,第二天早晨,纸上就不至于是一片空白,这个时候你已经有了进展,而空白的电脑屏幕就像是从零开始。事实上,这种方法我已经多次使用,可能只是到了最近几年,我才发现这是一个秘诀。如果你知道这个秘诀,那你就可以用一用,如果是写诗,那就在晚上先写几行。

我们问:“这是潜意识在起作用吗?”

“不,我认为不是。但当我看到有些诗句需要我继续完成,那我就会接着写。”

乔根说,他在开始的阶段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并认为这对于自己的艺术创作具有决定性作用。他更相信过程而不是结果,电影《好色之徒》本身就是有关过程的。对于乔根来说,写草稿远比完成制作更消耗能量,他对影片形式上的框架结构有着充足的信心,并尽可能长地保持住这个框架。他的一些作品标题甚至也强调这种框架的魅力,例如:《恋爱笔记》(Notes about Love)和《来自中国的笔记本》(Notebook from China)。乔根解释说,《来自中国的笔记本》并不是一部详尽描述中国的电影。他简短地说:“那是为英国广播公司准备的。”与此相反,该影片包含了乔根认为富有诗意的音符和印象,“伟大的诗句可以趣味横生,但我把它们留给别人来写。我感兴趣的是藏在表层下面的东西—不是深度,而是裂隙之间”。

有一个特别有效的诀窍或者说是创造性突破,那就是允许存在未完成的句子。安德烈亚斯•戈尔德有时着手工作时,只是在画布上挥毫一笔,而乔根则是从一个单词或几句话开始。这样一来,他就有了开始的起点。还有一个诀窍更为抽象一点,那就是他对框架和笔记作为一种表现形式的兴趣。如他所说,当身处“诗的溪流”中时,自己总会掏出一个笔记本。他显然是从人类学那里得到的这个灵感—田野调查人员总是随身携带笔记本。对于乔根,这涉及整个本体论,即对现实和艺术的作用进行详细了解。用他的话来说,他并不想去“决定人们将如何生活”,如何按照现代主义艺术家们和丹麦作家克劳斯•里夫比耶(Klaus Rifbjerg)的方式生活,相反,他希望在草稿上做足功夫,使之能与其接受者对话。

较之深度,乔根对裂隙更感兴趣,并对我们谈及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在内心深处,他并不去寻求解释,而是寻求生活中那些促进创新的具体条件和现实本身的表现形式。在乔根•莱斯的世界里,没有需要解剖的内在现实,相比之下,他深谙如何游走在各种艺术体裁的边缘并穿梭其间。

走在边缘

乔根•莱斯最初的职业是爵士乐作家和评论家,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间,他成为丹麦报纸Aktuelt的一名活跃的文化工作者,后任职于《政治报》。首次出版两本诗集后,他开始接触艺术圈,圈内的艺术家们激励着他,包括:佩尔•柯克比(Per Kirkeby)、汉斯•约根•尼尔森(Hans Jørgen Nielsen)以及彼得•居尔•詹森(Peter Juhl Jensen)。乔根说:“我们拒绝现代主义艺术家。”他们的做法是频繁地追求在各种艺术之间的边界来回跨越。1970年左右的那几年,他们都出现在彼此的作品和偶发艺术中。位于哥本哈根大国王路的“前学院派”(Ex-School)画家们对电影制作很感兴趣,而作为一位诗人,乔根则对自己以非画家的身份参与他们的工作很感兴趣。他称这是一段富有成果的时期,并表示以这种方式尝试并没有使他失去个人表现力,也没有使他失去与众不同的特质。他仍保持着自己的表现能力,同时也赞成在现存事物上进行构建的观念。

乔根称:“我用其他作品作为灵感的直接来源。有时候,我重塑其他作品,我把别人的作品插入其中,尽管伪装得不怎么好。这在电影《善与恶》(Good and Evil)中显而易见。影片中有一个场景,一个女人全身赤裸地躺在沙发上,身后是一女二男。你无法完全看到他们的头部,这些人都穿着大衣,画面有些模糊。在后面,有一个男人抽着烟,正在放唱片,这就是从玛格丽特(Magritte)的作品《受惊的刺客》(The Menaced Assassin)中直接引用过来的。我非常喜欢这幅画,所以就作为原始事物直接搬了过来而没有说明是引用,但我会支持这种做法。我觉得将不同艺术形式和艺术体裁混搭在一起并相互借鉴直接让人感受到一种幽默。唯一令我感到高兴的是,那些研究我的作品的人现在开始意识到这一点了。我认为在一个作品中,在多个层面参考别人的东西是工作的一部分,我经常使用这种做法。”

在电影《好色之徒》中有这样一个场景:一名女子在背诵一首名为《女人》(La Femme)的诗。这首诗也出现在乔根1990年在海地拍摄的电影处女作中。“我重复利用,我真的非常喜欢重复利用。我创造了现成物品艺术,而且我是第一个将其应用于诗歌的人—用的都是些可以重复的文本,取自其原有的上下文。在1967年出版的《无人地带的幸福》(Happiness in No-Man’ s Land)中,我有一段以飞为主题的文字,这段文字就是从一本指导手册中直接转换而来,被收入文集中。”

乔根解释说,他不断地寻求,想创作一部前所未有的原创作品。例如,他说1967年他制作的电影《完美的人》(The Perfect Human)就代表着一段间歇,即从所有的事情中解脱出来,这是由于影片背后的制作团队已厌倦了拍摄纪录片,为了找到真实的生活现场,他们就得在社会各个角落和缝隙中去搜寻,这个过程通常是永无止境的。“所以,我们反其道而行之。我们把电影拍摄地设在了一间空房间,四面是白色墙壁,只有拍片的人,他们的衣物,确切地说还有那些需要用到的物品。整个场景一片空白,这种构思只是为了对肤浅的幸福和幻想的幸福进行研究。这部电影如今仍具影响力;它依旧给人全新的感觉。是的,这是相对于其他作品而进行的评价,当然是基于某些指标。这就是你所参与的对话,与历史和未来的对话。”

至此,乔根给我们描述了他的成功,这一成功既基于传统又挣脱了传统。纪录片制片人用电影来描述现实,而《完美的人》则关注电影自身的现实性。乔根还讲述了他是如何逐渐开始站在他自己的肩膀上,从自己的早期作品中蜕变,获得新生。他最近的灵感来自诗人英格•克里斯滕森(Inger Christensen),这位诗人的文字和声音正是他目前反复考虑的。

让我们暂且离开乔根•莱斯,到第十三章我们会再次相见,第十三章关注的是创作过程中的局限和障碍。在此,我们简要总结一下创造性突破和忘记自我的重要性,这二者使得我们的创造力成为可能。乔根讲述的关于在边缘和各种艺术体裁之间行走的观点与其他几位受访者的描述惊人地相似,他们包括彼得•斯坦拜克、安德烈亚斯•戈尔德、索伦•拉斯泰德和亚历山大•科尔本。因此,我们认可这些看法会让本书的观点更加凸显,也更有分量。

创造力是无法强求的,但我们可以通过营造有利的空间、在规则和生活方式之间协调好来激励创新,例如可以跑步、休息,慢慢变得更擅长建立各种联系—或更擅长在实际中将注意力从“现在正是创新的时候”这一想法上转移开来。

先行动,后思考

芬兰建筑师尤哈尼•帕拉斯玛同样称,忘记自我是通往无穷创造力的道路—或许可以达到自我与作品的融合,这可能会发生在我们专注于工作之时。

帕拉斯玛写道,创造性工作涉及对工作对象本身有强烈的认同感,从而使我们将自己融入作品中或将自己写入作品中。他的想法受到了维特根斯坦哲学思想的启发,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哲学著作就是关于自己的,就是在探讨自己,其核心观点是:思想是有形的,而我们是借助于有形的身体(部分通过大脑)来思考。这一点也表明,在我们这个关注自我的文化中,我们并不擅长用别的方式体现自我,也很难忘记自我。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需要通过正念修心的方法积极地去寻求忘记自我的境界,更不用说其他方法如沐浴和散步或许我们在增长知识、提升理性洞察力时,忽略了忘记自我的价值。帕拉斯玛是这样写的:

诗人、雕塑家和建筑师不仅仅是靠智力、理论或纯粹的专业资质来工作。事实上,他们所学到的大部分东西都需要在忘却之后才能派上用场。

身体的运作是独立于有意识思考之外的。也许当我们没有意识到需要创新,但又投身于给定的工作时,我们是最具创造力的。帕拉斯玛觉得西方文化专注于自我,并非常清楚且有意识地反思对工作的局限。如果诗人在写作的同时还需要思考,那么就可能在中途受困,就像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如果开始去反思自己踩踏板的动作,那么自行车就会失去控制。只有当我们专注于手中的事物,将某个时刻与传统、自我和事物在特定的场合结合起来时,我们的工作效率才是最高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先行动,后思考—我们要全神贯注,正如比雅克•英格斯在本书前面所说的那样。

现代职场生活中如何创造性突破?

细心的读者可能在此刻会问:如果你并不是乔根•莱斯、比雅克•英格斯或肯尼斯•伯格那样的人,现代职场生活真的允许心流吗?像秘书、工程师或全科医生真的有机会进行创造性突破吗?而公司企业有足够的信心允许其员工这样进行创新吗?这些问题都问得好。

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由米哈里•契克森米哈所著的《创造力:心流与创新心理学》一书,内容包含了对一位哲学教授的访谈。这位教授提醒那些想在大学里研修哲学的年轻人,大学已不再是能够创新的地方。为了求得工作所需的平和与宁静,即使是教授自己也尽量不待在办公室,因为在那里经常被打扰,根本没有机会让心流发生。教授的观点无疑是重要的,但是这可能与看似神秘莫测又难以掌控的创作过程有关。然而,一个人可以在生活中实施一系列的方案,以促进创新。可选的做法包括心态平和而安静地沐浴,将散步当作催化剂,把休息时间用来恢复精力。一个机构若真正希望对员工的创新能力予以投资,或许就应该在创新过程中对提供上述选择空间的大胆行为予以投资。

我们没有必要把创新说得比实际更具神秘感。我们可以向富有创新能力的人学习,因为这些人不只是被动地等待灵感,而是去调整自己,让创新距离他们更近。

 

本文摘自《和毕加索一起沐浴》

【丹麦】克里斯蒂安·斯塔迪尔(ChristianStadil)  莱娜·唐嘉德(LeneTanggaard)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和毕加索一起淋浴-立体图


【作者:克里斯蒂安•斯塔迪尔 / 莱娜•唐嘉德】 (编辑:manan)
关键字: 毕加索 淋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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