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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猛"经纪人回顾当年中国行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6-12-29 13:50:22 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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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威猛"乐队在北京工体举行了一场,当时穿着白衬衣和灰蓝褂子的中国人从未见过的流行乐演唱会

前"威猛"乐队主唱乔治·迈克在这个圣诞节去世,一整天,英国的电台都在放他的老歌。听着听着,我想起自己在八年前的一次采访记录,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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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4月17日,一支名叫"威猛"的英国乐队在拥有1万人座位的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了一场,当时穿着白衬衣和灰蓝褂子的中国人从未见过的流行乐演唱会。座无虚席的表演让威猛乐队作为第一支来华演出的西方流行乐队从此被记入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大事年表。很多人会错以为威猛乐队来华演出是中方的邀请而促成。但事实上,这次看起来颇似访问交流的演出都是出自乐队的经纪人西蒙•纳贝尔的手笔。这位现年(2008年)69岁,被欧美媒体称之为比“猴子还要精明”的英国流行音乐经济人,定居在泰国。虽然已经著书多部,但这次同我畅谈当年桩桩往事时,他坦言这次的对话内容很多都从未向外界说起。以下是就是纳贝尔的个人回忆讲述。

为了能够让“威猛”乐队来华演出,我先后去了中国13次。但其实,即使在我1983年秋天第一次踏上北京的土地时,我脑子里对于这场演唱会能不能办成仍然是毫无把握,也毫无头绪。在住进北京的酒店后,我就开始给中国政府的各个相关部委打电话。我曾经联系上了一位中国的部长级官员。在电话里我告诉他,我想约他吃顿午饭。可是直到我返回伦敦之后,也始终收不到这位部长的任何回音,我只好再次前往中国,给中国政府部门再打电话联系。几乎是一个月后,我联系到了一位中国政府的部长助理并且他答应来我住的酒店面谈,这让我喜出望外。在见到他之后,我特意邀请他一同共进午餐,然而在经过一番寒暄之后我才明白,这位部长助理其实是分管能源的,而他把我错想是一位从江西省来北京求购煤炭的商人了。

虽然闹了一个误会,我还是邀请他在当时北京最好的酒店,喜来登长城饭店(The Sheraton GreatWall Hotel)一起享用了一顿美味的午餐。更重要的是,这位部长助理称赞我的想法是非常好的。他建议我还是要给政府对口的部门接着打电话,我接受了他的建议,这也让我在随后的中国行程中见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政府官员。通过他们,我最终认识了当时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负责人周任凯(音译),我也终于明白,在当时只有他领导的机构有资格为我的乐队之行发出邀请,而这个权力听说是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授予的。

我开始运作威猛乐队的时候,计划是三年的时间把他们运作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组合,但是事实上看来那不太可能,我们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个计划。乔治•迈克痛恨媒体,又不想做没完没了的巡演。我只能想些别的办法,比如,成为第一支到中国演出的西方流行乐队。因此坦白地说,我当时想把“威猛”乐队带到中国的原因就是想让这支在1985年已经红透英国的乐队在西方能够有更大的知名度。

不过当时,我对中国的官员们说如果“威猛”乐队能来中国演出,那么所有的外国新闻媒体都会闻讯来报道,从报纸记者到摄影师,甚至还有大量的电视摄制组都会赶到这里。面对这些中国官员,我努力劝说他们:如果让“威猛”乐队来中国演出,那么所有西方国家就会相信,中国真地是对外开放了,这将极大地帮助中国吸引外国的投资。最终我们达成了协议:中国政府允许我向全世界宣传“威猛”乐队来华表演的消息,而中国官方在国内则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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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猛”乐队北京演出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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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猛”乐队北京演出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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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猛”乐队北京演出现场

但其实,一经获知被允许安排“威猛”乐队来华演出之后,我就和中国的官方耍了一个小把戏,偷偷地讲“威猛”乐队即将来华演出的消息向中国当时的社会四处散发。我首先去拜会了英国驻中国的大使,邀请他届时出席演唱会。大使爽快地就答应了。我当时非常高兴,因为我知道英国大使一旦出席,中国就会安排同样规格的官员到场,而“威猛”的这场演出就变成名符其实的“官方文化交流活动“了,而这也是自英国前撒切尔夫人政府与中方签署香港主权归还协议后,两个国家之间的首次文化交流活动。

随后,我频繁往返于伦敦和北京,为这场演出活动策划安排。事实上,当我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时候,我才知道作为外国人当时去中国旅行,必须要向中国政府部门提前递交详细的行程安排。不过我由于频频来访,因此这些文件都是我自己准备的,而我相信中国的官员们已经开始熟悉我了:这是一个一心想把自己的乐队带到中国演出的老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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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我请当地的中国年轻学生们在他们的校园留言板上以及校刊杂志上帮我造势宣传,很快”威猛“的名称在这些年轻人里就变得无人不晓了。 另外,在演出会举行前,当我们对外发售门票时,每张门票还附送”威猛“乐队的两盘音乐磁带专辑。为什么要给两盘呢?因为我想,每个来看演唱会的观众都会将手中多余的一盘磁带转送给自己的朋友,或者在市场上出售,这对于在北京宣传”威猛“乐队再好不过了。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中国的确还比较落后,即使是在首都北京也只有喜来登长城饭店和假日酒店(the HolidayInn)这两家西方人熟悉的高级酒店,我也住过其他的酒店住所,可惜都不够整洁干净,而且没有基本的通讯设备提供。除了北京之外,我当时还去了上海。我觉得上海当时的情况比北京还要糟糕。在上海,我没有找到一个在西方可见的高品质酒店,即使是在当地最好的酒店里,我在床垫里还是发现了小虫子。自从1985年演出后,我只在去年到过一次中国,去的还是北京。现在的北京已从着装单调的城市变成了一个现代大都会。我从没见过这样的变化,无论在哪里。像是我以前曾经会打交道的政府官员,这些人以前都是不苟言笑的,但现在他们都穿起了西装。不用我告诉你现在的中国是什么样的景象,你可以用我的这些经历来比照如今的中国,两者间有多大的区别!

我相信,我是第一个将西方流行音乐带给中国的老外,因为在此之前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生的中国孩子们显然从来没有听说过英国”甲壳虫“乐队,德国的波尼M的士高乐队或是世界上当时任何一个流行乐队组合。我想,我当年尽力促成的这场演唱会是将中西方文化间的栅栏给打破了。从此之后,人们看到了一个不断呈现现代化的中国,还有一群群不再会遭到政府阻拦,自由自在享受西方音乐文化的年轻人。

不过,我还是要感谢和尊敬中国政府,因为如果没有他们当时划时代的明智决定,为外国文化主动打开了中国之窗。他们首肯态度背后所隐藏的期待和用意,同我当时只想把“威猛”乐队包装地更加知名相比,要更令人敬佩。相比之下,我所做的并不算什么。

因为“威猛”乐队当年的中国之行,我结交了很多中国朋友并且一直保持着联系,他们中一些人生活在北京,一些人生活在上海,多数人都从事着与音乐有关的事业。我还认识很多在海外的中国人,一年四季往返于东西方之间。而对于我来说,我也常常在工作当中为我的西方同行们,尤其是那些想在中国发展的人们提供一些建议,甚至陪着他们一起去中国,把他们介绍给我的老朋友们。

对于我来说,音乐经纪人的职业生涯已经结束。我现在做的就是写写书,做一些有关音乐产业的讲演以及受邀担任咨询顾问。作为一名顾问,我的顾客多数是西方人,他们都很想从我的经验当中更透彻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不过我也非常愿意帮助中国的音乐人们去打开西方市场,不过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如果有中国人向我寻求帮助,我是非常乐意协助的。这些年,我居住在泰国。因为泰国的舒适天气,我喜欢上了这里的海滨生活,打算和家人在这里共度余生。至于中国,我的确是没有想过去那里长期居住。我在想,如果我当年在中国遇到了我想共度一生的人,我一定会留在中国的。不过很可惜,这样的经历没有在我的身上发生。

【作者:曹劼】 (编辑:manan)
关键字: 中国行 经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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