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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乃是现今党派政治的罪魁祸首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6-07-12 18:29:00 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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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从建国以来,两极分化一直都是美国政治的常态,但目前这种态势却在愈演愈烈。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的尖锐分歧已经造成了总统与国会之间,甚至国会内部的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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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Joseph J. Ellis形容美国早期岁月为“十年之久的对骂”,其中充斥着“刻薄、指责、诡辩、顽固思想、激烈的个人冲突和各种危言耸听的论断。”近些年,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导致整个国家严重分歧,克林顿政府和小布什政府可谓是党派针锋相对的典型代表。

尽管从建国以来,两极分化一直都是美国政治的常态,但目前这种态势却在愈演愈烈。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的尖锐分歧已经造成了总统与国会之间,甚至国会内部的僵局。政治学者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ChristopherHare 以及乔治亚大学的Keith T.Poole表示,“国会的两极分化程度已经达到了南北战争以来的最高水平。”

这种两极分化的最新体现当属目前的总统初选,尤其是异军突起的右派候选人、地产大亨及真人秀明星川普(DonaldJ. Trump)和左派候选人、参议员桑德斯 (BernieSanders)。两人所支持的政治观点,例如驱逐1,100万非法移民(川普)以及为所有人提供免费的公立大学教育(桑德斯)等均是最近才形成的主流观点。然而,这两位候选人却赢得了非常持久的支持,这正好说明了目前美国政治严重两极分化现象。

我和普林斯顿大学的Atif Mian以及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FrancescoTrebbi共同开展的一项研究,解释了美国政治演变成目前这种状态的原因:两极分化的不断加剧是银行业危机与金融危机之后常见且可以预见得到的结果。

银行业之战

希腊的债务危机让欧盟出现了两极分化,而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的关系也演变为一场政治拉锯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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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如何引发政治的两极分化

在2007年至2010年金融危机期间,美国为拯救华尔街所做的政治决策引发了公众强烈的不满情绪,至今仍影响着两党的投票人。此次危机的后遗症,其中包括房地产市场蒸发了数万亿美元;工薪阶层和中产阶层的收入持续停滞,而富裕阶层则因为资产价格的上涨而获益等,为党派之争以及两极分化的加剧提供了一片沃土。

《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Thomas Byrne Edsall在其2012出版的《紧缩时代》(The Age ofAusterity)一书中写道:“2008年至2009年的经济崩溃及其余波引发了一场为争夺日益减少的资源而展开的激烈的政治竞争。”

我们的证据表明,这种两极分化正是银行业危机的产物。

我们利用美国全国选举研究(ANES)时间序列累积数据文件(Time Series Cumulative Data File)来了解1948年至2008年期间受访者自我报告的自由党/保守党得分,并加入了2012年ANES时间序列研究的数据,以及根据唱名投票记录预估立法者立场的数据(来自Poole以及纽约大学的Howard Rosenthal)更新文件。最后结合哈佛大学Carmen Reinhart和KennethS. Rogoff汇总的全球金融危机综合数据(涵盖1800至2008年),我们得到一些关于金融危机对于政治两极分化影响的一般性结论。

国会的两极分化在过去四十年间一直在持续加剧。但我们的研究显示,在银行业危机和金融市场崩溃之后,这种趋势会显著加快。这种情况并不仅限于美国。在Reinhart-Rogoff数据采样的全部70个国家中,选民之间的两极分化在金融危机之后非常普遍。

我们还从来自60个国家的250,000宗个人采访中收集了数据。受访者在采访中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观点,我们将这些数据与Reinhart和Rogoff的危机前后指标进行对比,从而构建出了一张危机前后五年内受访者政治立场变化的趋势图。

我们得出结论是:金融危机让选民更为激进。数据显示,在银行业危机、货币危机或债务危机之后,中立派或温和派的比例会呈现下降趋势,而左翼或右翼激进分子的比例在大多数情况下却会有所上升。

那么,这会对政治决策有何影响呢?我们发现几乎在每次金融危机之后,执政党政府的力量都不出所料地被大幅减弱,而反对派联盟则会变得更强。这就加剧了政党派别的对立和分化,进而导致政治决策经常陷入僵局且效率低下。但恰恰在此时,大胆的行动和重大的金融改革可能会特别有利。

这是一种进退维谷的局面,反过来可能导致选民更加强烈的不满以及两极分化,从而延长危机带来的影响。这时往往需要一位极具领导力的政治领袖来打破僵局。他必须能采取正确的政策策略并消弭两极分化。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就是这样一位领袖。他通过炉边谈话及不懈的努力,成功组建起一支党派联盟。这让他制定的政策顺利通过立法,从而帮助美国走出大萧条的困境。

 

债务人和债权人的关系至关重要

普林斯顿大学的NolanMcCarty、乔治亚大学的Poole以及纽约大学的Rosenthal将金融危机之后的两极分化归咎于日益加剧的收入分配不公,这直接导致了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冲突。这种解释有其道理。

我和我的同事则格外关注债务人和债权人关系的本质,因为这种关系在危机之后会变成一场政治拉锯战。

每次银行业危机都与过度借贷相关。著名经济历史学家CharlesP. Kindleberger在其名著《疯狂、惊恐和崩溃:金融危机史》(Manias,Panics, and Crashes: A History of Financial Crises)中表示:“资产价格泡沫取决于信贷的增加。”随着泡沫的增长,信用越低的举债者债务反而越多。

我们以21世纪初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为例简单地说明这一观点。在2000年至2007年期间,美国的家庭负债总额增长了一倍,达到14万亿美元,而每个家庭的债务收入比从1.4猛升至2.1,这一增幅唯有大萧条初期才能与之相比。

正如我和AtifMian在2014年出版的《债务屋》(Houseof Debt)一书中写的那样,这一时期给边际借款人的贷款出现了大幅增长。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住房按揭贷款的增长和收入增加均与房地产泡沫的增长呈现出负相关。许多借款人,即便有些中产阶层,仍利用房产的升值来获取权益并进行金融消费。

不幸的是,这种依靠家庭大量举债以保持市场繁荣的金融体系将风险集中到债务人身上,而后者首当其冲承担一切损失。因此,当房地产泡沫最终破裂时,处于最边缘的房产业主承受了最大的打击。

在任何债务合同中,必然有一方将承担资产价值下跌带来的损失。这就变成了借方和贷方之间的零和博弈。由于这一次的损失尤为巨大,因而所引发的政治争斗也变得特別激烈。

2012年时,大衰退导致800万人失去工作,而收入损失高达近2万亿美元。住房价格下跌5.5万亿美元,并且,超过400万套住房面临丧失抵押品赎回权, 这约占2009年抵押住房总数的5%。除了住房几乎没有其他净值的边际借款人,最终变得一贫如洗。在繁荣期间表现过热的消费也最终崩溃。

然而,当房地产泡沫演变为金融危机时,政策制定者首先想到的是消除借方,例如银行,对于危机蔓延的恐慌。因此,美国政府根据2008年签署并通过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 迅速接管了美国国际集团(AIG)、房利美(FannieMae)以及房地美(Freddie Mac)。

包括美联银行(Wachovia)、华盛顿互惠银行(Washington Mutual)以及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CountrywideFinancial)在内的大型抵押贷款机构则被其他大型银行购买,而后者的资产流动性基本上以美国财政部或美联储作保。就连投资银行界的两大巨头——高盛(Goldman Sachs)和摩根斯坦利(Morgan Stanley)也迅速转为商业银行,以便能够成为财政部和美联储的“救助”对象。

陷入困境的房地产业主并没有从TARP或后续的政府法规以及与大银行的约定中获得多少补偿。CNBC直播节目的著名主持人Rick Santelli于2009年初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问道:“我们 (政府)是否真的想要补贴受害者的抵押贷款。”

“奥巴马总统,你在听吗?”Santelli愤慨地问,“我们正考虑在七月举行一次芝加哥茶党运动。”

茶党(TeaParty)的产生是因为债务人发现债权人可以获得联邦政府的大量救助,而他们却只能在债务的重压下苟延残喘。茶党在2009年和2010年反对《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一般又称为“奥巴马医改计划”)的过程中不断壮大,其关心的核心问题在于迅速扩大的政府债务。但其最初的目的却是鼓励团结一致,防止债务人因为金融危机的影响而宣告破产。

这项运动影响巨大,它帮助了共和党在2010年的选举中掌控了众议院,从而为2011年夏季两党在债务限额上的激烈争斗奠定了基础。后者几乎将整个美国带到了债务违约的边缘。标准普尔降低了美国的AAA评级,最终迫使奥巴马政府在内政和军事计划方面大幅削减开支。

仅仅几周之后,示威者占领了下曼哈顿地区的一座公园,抗议收入分配不公、丧失抵押品赎回权、华尔街金融腐败以及金钱政治。凭借他们著名的口号“Weare the 99 percent”(我们就是那99%的人),占领华尔街运动迅速蔓延到全美各地。

尽管占领运动对于美国政治的直接影响可能不及茶党,但这两项运动却都能说明债务人和债权人在金融危机之后的对立关系。其中茶党运动站在了债务人的对立方,而占领运动则是债务人的支持方。

债务人和债权人在希腊的博弈

在欧洲,政治争斗同样牵涉到债权人和债务人。

家庭负债从2000年到2007年期间的不断增长,以及经济衰退引发的消费疲软,同样也在爱尔兰、丹麦、挪威、英国、西班牙以及荷兰上演,情况甚至比美国还严重。经济危机很快演变为主权债务危机。截止2013年年底,欧元区国家总计投入了近5,000亿欧元来“拯救”银行,这相当于欧元区GDP的5%。

与此同时,经济衰退令政府的赋税收入大幅减少,导致经济发展较差的国家进一步陷入债务危机。由于焦虑不安的债权人担心无法收回贷款,受经济衰退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在危机中越陷越深。

希腊的债务问题尤为严重。几乎从该国2001年加入欧元区开始,其财政赤字就超过了GDP总量3%的规定上限。只不过,直到金融危机和大衰退发生之后,问题才逐渐显现出来:高达3,000亿欧元的债务总量是2009年希腊GDP总量的113%,创造了在近代历史上的最高峰,而其预算赤字则高达希腊GDP的12.7%。希腊的债券收益也随着评级机构将其国债降到垃圾级别后开始飆升。

希腊的经济危机在之后的五年多时间里时断时续,而它也不得不与债权人就其债务问题多次进行协商,并以退出欧元区相威胁。2015年,希腊有多家银行相继倒闭,失业率飙升至近26%,这导致希腊内部乃至整个欧元区掀起了两极分化的政治风暴。

依照《明镜周刊》的说法,若希腊主权债务违约并退出欧元区,作为主要的债权国,德国将承受的总计风险可能达到615亿欧元至845亿欧元。在总理默克尔的领导下,德国在债务谈判中采取了最强硬的立场。德国的政客们将所有的愤怒都投向了希腊,却没有人指责在放贷问题上作出错误判断的德国银行。

YouGov在2015年7月进行的民调显示,超过60%的德国人(以及74%的芬兰人)认为希腊应当遵守原有的贷款合同,德国不应再为其提供任何纾困资金。然而,在法国和英国这些风险较小的国家,民众却显露出对希腊同情心,因此更愿意重新商讨贷款条件。

与之相反,希腊选民则选择站在债务人一方。左翼激进联盟党(Syriza)在2015大选中获胜,该党党魁AlexisTsipras呼吁减免希腊的部分债务,取消削减开支的强制措施,甚至退出欧元区。

虽然希腊总理Tsipras最终做出妥协,并在去年7月达成协议,但政治上的两极分化已经加深。鼓吹以暴力方式反移民、反欧盟的新纳粹党派“金色黎明”(Golden Dawn)在去年九月的大选中获得7%的选票,尽管其领导人目前正面临刑事指控。

这种极端的两极分化恰好与我们的结论相一致,也和之后三位德国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他们的研究分析了20个国家在1870年到2014年之间进行的800次选举。柏林自由大学的博士候选人ManuelFunke、波恩大学的MoritzSchularick,以及慕尼黑大学的ChristophTrebesch认为极右派别(例如“金色黎明”,以及法国的“国民阵线”)属于危机后政党关系的主要政治受益人。他们在论文中写到:“凭借频繁的民族主义言论或排外倾向,极右派的政治立场似乎对选民有着系统性的吸引力。”最后他们得出结论:“(银行业危机和金融危机)的政治影响格外具有破坏力。”

毫无疑问,这一结论在美国也同样适用。川普的总统竞选计划成功地引发了公众对于政府的焦虑,他们认为政府只是一个以牺牲公众的利益为代价的特殊利益团体的代言人。但讽刺的是,桑德斯获得的大量支持也同样反映出这种焦虑。这虽然不是茶党运动和占领运动中债务人和债权人的典型冲突表现,却成为了两人在竞选活动中的幕后支援。不过,两位候选人的成功均得益于高度党派化的政治环境,而后者正是金融危机的真正产物。川普和桑德斯或许只不过是这种危机间接促成的产物,但他们仍是其合法继承人。

Amir Sufi是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的BruceLindsay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教授。

【作者:AMIR SUFI】 (编辑:wangxiaox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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